是什么引发了“小区病”？

当前，城市小区中的“社会病”“经济病”“生态病”及“精神病”并非独立存在于某一小区，往往是多种病症共同发酵，给城市居民的幸福生活带来巨大困扰。然而，城市小区的这些病症是如何发生的呢？基于政治源流、政策源流及问题源流视角，本文对城市“小区病”的病理演变过程进行分析。

从单位制到街居制到社区制，“小区病”逐渐显现

城市“小区病”的出现是特定政治环境和时代条件的产物。宏观来看，城市“小区病”是伴随着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从单位制到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转变而逐渐演化形成。

单位作为一种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殊组织形式，具有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功能。这一时期，城市单位住房具备了小区的基本属性，因此，小区公共事务由单位进行管理，小区公共问题较少。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单位制逐步解体，街居制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逐渐凸显。街居制主要是通过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这两个组织进行社会管理的体制。街道办和居委会职能超载，而职权十分有限，面临着人、财、物等资源及能力有限与管理区域较大之间的矛盾。此时，小区居民逐渐面临较多的问题，“小区病”逐渐凸显。

20世纪90年代，“社区建设”在我国城市中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社区建设包含了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即从原来的单位制、街居制向社区制过渡。社区制背景下，小区治理的主体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治理主体包括业委会、物业公司、社区服务中心及居委会等。由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及相互间力量的失衡，加之长期以来行政力量的主导作用尚未完全转变，我国城市小区治理中，各个主体之间面临着诸多矛盾，对于出现的小区公共问题不能有效地解决，最终形成“小区病”。

城市基层社会的一元化结构被打破

在城市的拉力与农村的推力的双重力量下，国家开始逐步改革城乡户籍政策，一场“城市化运动”渐次拉开，也导致了城市基层社会结构的变迁。

户籍政策改革之前，城市人口主要是以自然增长为主，城乡人口迁移比较缓慢且可控，小区居民结构依然延续了传统的一元市民结构，城市小区内很少出现纠纷、冲突之类的事件。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急剧向城市转移，落户小区，致使城市基层社会的一元化市民结构被打破。自此，城市小区的各种“小区病”开始显现。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城乡户口一体化的推行，大量农村人口及其他流动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城市基层社会结构开始向“城乡混合结构”转变。这种结构难以与城市的要求相协调，由此前期累积的“淤塞”难题进一步激化，城市“小区病”集中爆发。

从熟悉到陌生的居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十分引人瞩目，但是人们更多注意到的是物质形态和经济形态的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自身的城市化。然而，小区居民作为城市小区的核心主体，小区居民的问题是城市“小区病”发生的根本问题。

在城市化之前，城市空间上形成了以单位为主要职能的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共同构成的单位小区。小区居民大都源于同一单位，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居民之间既是同事也是邻居，业缘、地缘关系的重合，再加上单位经常组织的集体活动，为居民之间正式和非正式的交往创造了条件。

在城市化初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涌入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居民之间由陌生到熟悉到相识的成本，甚至彼此都抱着提防心理，“远亲不如近邻”似乎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城市小区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有着共同利益诉求却又彼此陌生的“小社会”。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入高潮期，在城市小区落户的农村人口作为一个群体已不容忽视。但是，由于新来居民的认知观念、行为方式与原有居民之间存在分歧，造成了城市小区系统中要素之间的一定程度的失衡，致使多种小区病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