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药研发插上“理性设计”的翅膀

陈凯先是国内最早使用计算机的药学领域科研人员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初，一台计算机的体积可能要占满整整一间机房。当时用的德国西门子7760计算机是比较先进的，只有军工部门才有，我们算是借用。”陈凯先笑着说。

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因为科技水平落后，包括计算机在内，当时我国绝大多数高科技产品都是进口的。药学领域同样如此。我国生产的药品97%以上都是仿制药，创新药基本上都是国外研制的。

从法国留学回国后的陈凯先，选择了药物创新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计算机辅助药物分子设计研究。简单地说，就是为新药研发寻找一个“理性设计”的工具，打破长期以来药物研究“盲目筛选”、“随机发现”的老路。

看到记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举了青霉素和磺胺药发现的例子。

100多年前，人类在致病细菌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后来，随着弗莱明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青霉素，一系列抗菌素相继发明，致病细菌才“屈服了”。

但是过程之艰难让人难以置信！

因为每一种药物都有一个化学分子式，但并不是所有化学分子式都能成为有效治病的药物。最初人们是通过千次、万次的尝试和失败来筛选理想的药物，犹如大海捞针。

德国药物学家多马克就是这个找药大军中的一员。

1932年，多马克经过上千次实验后发现了一种名为“百浪多息”的化学合成染料可以杀灭链球菌，并在女儿感染链球菌生命垂危之际冒险试用，终获成功。后来，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对百浪多息展开全面研究，最终发现其杀灭链球菌的有效结构是磺胺———从此磺胺类抗菌素诞生了。

可这种“长期寻找、偶然得之”的新药研发方式效率太低了。有些药物的化学结构稍有变化，对某种疾病的疗效就可能丧失，或者从高效变成了低效，当然也可能相反。

“如果通过理论计算建立一个定量的构效关系，不就可以建立新药研发的‘理论模型’，可以从化学结构上设计新药了吗？”陈凯先反问。

30多年来，陈凯先和研究团队、学生一起，在计算机辅助药物分子设计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药物发现与设计中心”已经成为我国该领域的重要研究中心，进入了国际先进的行列；他们发展了一批药物设计的新技术和新方法，一些经计算机“虚拟筛选”和分子设计发现的新药进入了临床研究，在国内外都产生较大影响。陈凯先是我国该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的专业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自始至终我对科学的追求没有变。”陈凯先谦虚地表示，他希望后继者有更大突破，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