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先之问》是个偶然。

记者熟识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先生，在2016年3月3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开幕当天，人民大会堂外，当媒体的“长枪短炮”聚焦明星委员时，他和科技界“大腕们”却乏人问津。这一现象引起了报社领导和记者的思考———谁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英雄？我们该如何对待科学和科学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什么？

当记者采访陈凯先时，他埋藏心底的忧虑被触动，发出了“很少有哪一个社会像我们这样忽视科学家。这种情形值得警醒”的慨叹。

于是，有了《陈凯先之问》，有了这篇千余字小稿在过去一年内引发的持续热议。

《追问陈凯先之问》也是个偶然。

当记者与报社领导探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报道策划，再次聊到追星热时，灵光一现地想到《陈凯先之问》不该仅仅是发问，还应有追问。

全国两会临近，报社领导经过多次研究最终决定，两会期间推出系列报道《追问陈凯先之问》，通过采访部分科学家，对《陈凯先之问》背后的价值观导向问题进行深度挖掘、深刻反思。

于是，从《伟大的偶像唤醒伟大的自己》开篇，到《我们的下一代科学家在哪儿？》结束，本报10余位年轻记者呕心沥血奉献了9期、10位科学家的鲜活生动且发人深省的报道。

偶然与必然———

从李约瑟难题到“陈凯先之问”

偶然之中，蕴含必然。

自然科学的使命，就是在纷繁的现象中，找到必然的链条。

如果说，一年前的《陈凯先之问》是因为在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发出一声“喟叹”而引发众人关注的话，那么，一年后《追问陈凯先之问》系列报道，在冷峻的思考中再度引起社会的强烈共鸣，其中，定有必然的因子。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一点，这种必然性就看得更为清楚。

1954年，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一个疑问：中国科技的辉煌历史，为什么会在近代出现停滞？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他认为，伟大的中国人民，不缺少创新基因。例证是，古代中国对世界贡献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活字印刷术四大发明。

对这个问题，李约瑟给出了答案：逐渐固化、封闭的制度限制了中国科学的深化、升级。

历史从正反两方面，给出了佐证。

近代以来，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和清朝统治者对科学技术的蔑视，导致中国的科技水平全面落后于西方。最终，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逼迫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被西方列强瓜分控制长达百年。

由于科技落后、现代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新中国成立前，大到飞机、大炮、汽车，小到水泥、铁钉、火柴，都需要进口。直到现在，很多老人们说到水泥、铁钉、火柴时依然称之为“洋灰”、“洋钉”、“洋火”。

马克思在150多年前就指出：“社会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钡诵∑皆谏鲜兰?0年代也作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新中国成立后，从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出厂、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下线，到结晶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两弹一星”震惊世界，再到银河巨型计算机的研发、神舟系列飞船和天宫探测器的上天、嫦娥探月工程的实施，以及首颗量子通信卫星的发射等等，无不印证了“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的正确性。

日益开放、自信、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为世界创造奇迹——2007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公开讲话中，“创新”一词出现超过千次。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更是排在第一位。

数据显示，我国创新引领正在强化。2016年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100万件，技术交易额超过1万亿元，科技进步贡献率上升到56.2%。

关注制度变化之外，李约瑟的另一个结论似乎被遗忘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对社会分工的排序是仕农工商，技术研发被列为“奇技淫巧、以悦妇人”之流。

比如，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中详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3000多年历史，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写满帝王将相、君子贤臣，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以工业技术为主业且声名隆盛的墨家，竟然没有一篇完整的记录，以至此风延宕千年！

这正是让陈凯先等科学家担忧之处——科技创新的“土壤”问题。

由于传统文化隐性而又长远的影响，加上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现代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娱乐化大行其道，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主流价值观模糊了、偏移了，崇尚科学、尊重科学家的氛围淡化了，科技创新的“土壤”有板结退化的危险。

正如在采访中科学家们所担忧的那样，现在领军的科学家大部分是以潘建伟等为代表的50后、60后，主力是70后、80后，可90后、00后呢？他们还愿意在实验室、在野外基地、在冷板凳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吗？我们的下一代科学家在哪儿？如果“长大成为科学家”这个选项，开始远离学子们的梦想，若干年后，科技火炬谁来高擎？

这正是陈凯先的疑问，是这个曾经经历了百年苦难，正逐渐走上复兴之路大国应有的自我诘问。

这也是本报要努力寻找的答案。

现象与本质———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科技创新的“短板”

如今的中国，站在什么历史方位？

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深刻地指出：“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p>

这一点，在经济上可以得到充分印证。

中国经济用了不到40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百年工业历程，体现中国人对效率追求的无与伦比。如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连续6年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超过30%的贡献。在全球500种左右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种全球产量第一。

这一点在科技上也可以得到体现。

中国科学技术已经站在世界中心的边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说，一个国家学术产出占世界20%，才可以成为一个世界科学中心。

如今，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占世界的比例，从20年前不到3%，上升到2015年的18%，自2006年以来一直居世界第2位。

其中，高水平论文从1997年的占比不到0.5%，发展到2016年超过20%。

但是杨卫也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我国基础研究产出总量达到门槛值，人均量刚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产出质量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处于从底部不断攀升、中部向上发展，距离最高高度还有明显差距，需要一代代人补上。

如果说杨卫的判断是基于一个科学家专业分析的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科技三会”上的讲话则更加振聋发聩：“从总体上看，我国科技创新基础还不牢，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创力还不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这一点从诺贝尔奖的获奖数量可见一斑。以我们的邻国日本为例，2000年以后，该国共有17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而自诺贝尔奖设立100多年来，中国大陆只有屠呦呦一人获得过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难怪陈凯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这样的呼声：“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和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关键节点，可以说，现在对科研人才的渴求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所以，我们更要培育崇尚科学、尊重科学家的“土壤”，尤其是要让孩子们热爱科学、崇尚科学，这样将来才会有更多的人投身科学事业?！?/p>

正如姚期智所言，《陈凯先之问》与其说是在拷问社会对科学、科学家的态度，不如说是在思索一个经济大国如何建设和营造科学的繁荣，科学的繁荣又该如何助力中国的全面复兴！

陈凯先和姚期智的观点也正是此次报道的一个基点。

观察与引领———

多元社会如何突出主流价值

然而，报道的执行遇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困难。特别是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发现，社会舆论大多对“陈凯先之问”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

社会舆论主要存在两种论调：一个是现代社会价值观多元化了，无需干涉个人选择的权利?？銮胰澜缍甲沸?，追星和是否尊重科学、是否尊重科学家没有什么关系，无需上纲上线；另一个是科学家就应该安于寂寞，不要去当“明星”。

不仅如此，执行此次系列报道的记者对“陈凯先之问”的认识也存在分歧，采访之初甚至有过比较激烈的思想交锋。

这些细节，又一次印证了陈凯先院士的担忧——问题主要是社会大环境变了，各种思潮激烈碰撞，主流价值观被模糊，而舆论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打开手机、电脑、电视，充斥最多的是各路明星的娱乐新闻，以至于某青年歌手的离世把“布鞋院士”李小文去世的消息几乎掩盖了。

即便在全国两会期间，在人民大会堂前，各路媒体记者的“长枪短炮”依然更多地对准了明星委员，而本报记者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

人们常说：“全国两会是国家政治的晴雨表和风向标?！绷交峒钦咦分鹗裁矗褪巧缁岬枷虻南日??？杉毕律缁帷坝槔只鼻阆蛞狄咽盅现?。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更坚定了我们对问题本质的溯源考察——发现问题是记者的本分，分析问题蕴含的本质也是记者的天职。

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应该有承担历史使命的自觉———在全国两会这样十分严肃的国家政治生活平台上，作为一家主流媒体，应该为引领社会价值观导向做点什么。

最终，罗永章、武向平、欧阳钟灿、田中群、姚檀栋、田刚、姚期智、贺林、黄晓军、陈凯先10位科学家对“陈凯先之问”的回应和故事被呈现在了报纸上。

从开篇罗永章“科学家可以不出名，但科研氛围和崇尚科学的精神不能被冷落”的深情呼唤，到结束篇陈凯先“潘建伟他们现在是中流砥柱，20年之后呢？下一代科学家在哪儿？”这样发自内心的呐喊，得到了社会各界包括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这种关注、好评，既是对报道的认可，也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如何为科学、为科学家提供更为优质的“土壤”、实现科学研究接力代际传承问题的集体思索。

我们的记者，在深入采访中和观点的碰撞中，思想也得到了升华。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

报道结束了，但关于《陈凯先之问》的追问还远没有结束?。ū就钦?nbsp;李木元 杨朝英；摄影 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