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相对来说对速度的强调就没有那么多了，只是讲中高速增长。笔者想就如何把中央的很多关于质量、效益的表述，变成经济学家能够研究的内容方面，强调几个重点。

首先，经济增长确实有质量，它应该是没有水分的。这个水分，不是指数字对不对、准不准，而是指这个增长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生态、生产安全为代价。第二，有质量的增长是潜在增长率提高带来的增长，而不是靠政策刺激带来的增长。第三，有质量的增长是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增长，但产业结构调整是以生产率的提高为导向的。第四，有质量的增长是指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传统动能延续带来的增长。

需要提的一点是，这几年我们的观察，从数据看，其实环境是在改善的。但我们感受到，空气质量和经济活动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替代关系。当工业产出下降的时候，空气质量会改善，反过来也是一样。去年下半年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种情况，以至于说现在有了所谓的雾霾经济学，人们开始争论是要速度还是要环境质量。其实我们在经济发展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的时候，这个替代关系是存在的，关键是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我们现在讲产业结构调整，确实取得了一些新进展。比如三产的比重在提高，但这并不是按照经济学的演进原则来描述的。为什么我们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是因为资源从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转向生产效率更高的部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应该按一二三四这个数字的顺序来，而是应该按照劳动生产率来。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是高于第三产业的，因此不能简单提出要把第二产业转到第三产业上去。特别是根据韩国、日本的经验，他们以第二产业制造业的萎缩来换取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这实际导致了很多后续的矛盾，所以产业结构调整需要遵循劳动生产率原则。

再一个标准，经济增长提高是靠提高潜在增长率，而不是超越潜在增长率。我们估算了每个时期的潜在增长率，同时用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得出一个增长缺口。增长速度不如增长能力时，你就得出一个负缺口，就在零以下。我们历史上有负缺口，那就意味着没有充分利用潜在增长能力，因此你可以刺激，让它回到原来的发展水平上。

按照这个规律，现在如果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还是10%左右，我们实际增长速度已经是六点几、七这个水平，很自然就有一个负的增长缺口，你会想到要刺激，让它回到原来的发展水平上，这就意味着追求一个V字形的复苏。我们测算的结果是，潜在增长率从2010年开始下降，而且逐年下降，如果用真正的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去比较，实际是没有增长负缺口的，所以我们不能刺激经济超越潜在增长率。但是反过来，潜在增长率本身是可以提高的，提高从哪来呢？当然应是供给侧。

供给侧最重要的一条是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是下降的，而且按理论预期来说，也应该是下降的。第一，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间实际在缩小。第二，技术差距在缩小，后发优势在下降，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在最需要加快提高的时候增长速度放缓。但是按照内生增长理论来说，我们的人力资本还在改善，正在推行创新创业，让很多新企业进入，让很多企业死亡，去年是一天增加1.5万个新企业，其中有30%的企业在一年之内又死去了。新增和死去其实都是创造性破坏，都是有利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但是事实上大家也知道，内生经济增长很难用数据来检验，最后我们发现，实际上符合逻辑的占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还是在扩大的。

但是也有问题。第一，在人力资本方面，新增长劳动力已经是负的了，人力资本的改善一定是放慢的，因此贡献在缩小。而由于过度依赖财政刺激，因此资本贡献不可持续。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它的劳动生产率构成，90%多来自于资本劳动比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是负的，因此它的增长也是停滞的。因此，按照中央讲三个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生产率的逻辑，归根到底，可持续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好的办法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期、长期我们要提高人力资本，提高资本劳动比，实际是有限度的。

至于政策结论，第一，虽然现在不以GDP论英雄了，但可以考虑用有没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些指标来一票否决。第二，经济增长速度既要设下限，也应该设上限，上限的含义就是不要人为刺激以超过潜在增长能力。第三，产业结构调整要遵循生产力原则。第四，推进改革，继续增加投入，逐渐向创新发展。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本文为其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7年年会”上的发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