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西方国家国内政治的影响下，对外援助逐渐转变成了以改变制度为主的“软产品”和以教育和卫生等干预为主的福利型产品。这些产品当然同时也是工具性的，它通过能力建设、教育水平和卫生条件的改善来提高人力资源和制度的供给水平，从而提高生产力。但是，结果似乎并不理想，反倒产生了福利性援助依赖和治理能力的破坏（如内战、独裁、转变、腐败等等）等问题。西方发展道路的失败已经成为是一个共识，很多人类学家和发展学家都揭示了干预性援助失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原因，所以在援助的机制上避免干预是非常重要的。

对比西方，中国在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对外援助，虽然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但实际上当然也具有全球公共产品的性质。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又开始逐渐调整对外援助政策。特别是最近几年，快速的经济发展让中国在全球的领导作用越来越明显，中国对外援助也有了显著的变化，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一个主要方面。

目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民众如何分享发展成果是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按照所谓的西方标准，中国是不大够格作为一个新的领导者的。但是谁能预测中国就不会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摸索出一个特殊的经验？谁敢做出中国不会为世界提供一个不同经验的终结性判断？中国是否能为全球的繁荣和文明的发展做出其特殊的贡献，能否提供一个通向这个目标不同的路径？这是世界对中国的疑问，也是中国对自己的思考。

事实上，中国能为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恰恰是如何解决世界各种问题的经验，而不是一个既有的模式和框架。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主要依托国家的主导力量通过高积累和投资来促进高增长，同时继续依托国家力量来调整发展格局。虽然这种策略能否作为普世的经验的确需要慎重考虑，但是其中的一些要素无疑得到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认可。这个过程中孕育的很多要素有可能构成新发展主义的要素，而新发展主义也有可能成为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核心内涵。

我们知道，中国提供的以互惠性为主的合作性援助，不同于利他性的赠与式的援助，也不同于改变制度供给的干预性援助。虽然这种方式并不一定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但是这种援助会促进他们产生发展的自我责任感，同时也能提供试错的机会，从而会积极主动地进行发展性学习。这种援助在物化的形态上更具有发展型的特点，对现有方式也具有很强的补充性，甚至替代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稀缺性。而中国提供的互惠性的基础设施、技术转移和平行的经验分享也正是这种发展型公共产品物化的代表。基于这些要素提炼出的新发展主义的发展知识，可以形成可供选择的公共产品。

新的援助战略：由“为我所用”的工具转变为构建“命运共同体”工具

作为一个潜在的新的全球领导者，自利性的“为我所用”的援助战略不符合中国在世界的定位。不可否认，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今天，援助在客观上依然无法独立于国家的利益，中国自身利益也无法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彻底隔绝开来。从这个方面来讲，将中国定位于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具有很强的正当性。虽然援助并不一定会给中国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筹码，但中国仍然需要这个角定位，因为只有这样，援助才有可能真正成为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