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转“脱实向虚”亟须提高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

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强国之本、富民之基。但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服务化的趋势加大，经济发展出现“脱实向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虚拟经济中的主体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国GDP比例快速增加，从2001年的4.7%快速上升到2015年的8.4%，2016年初步核算结果也是8.4%，这已超过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美国不足7%，日本也只有5%左右；二是实体经济规模占GDP比例快速下降，以农业、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的生产总值作为实体经济口径计算，从2011年的71.5%下降到2015年的66.1%，2016年初步核算结果是64.7%；三是从上市公司看，金融板块的利润额已占所有上市公司利润额的50%以上，这意味着金融板块企业超过了其他所有上市公司利润之和。麦肯锡最近一份针对中国3500家上市公司和美国7000家上市公司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利润80%由金融企业拿走，而美国的经济利润只有20%归金融企业；四是实体经济中的主体制造业企业成本升高、利润下降、杠杆率提升，而且在货币供应量连续多年达到12%以上、2011年到2015年货币供应量M2是GDP的倍数从1.74倍上升到2.03倍比例的情况下，面对充裕的流动性，制造业资金却十分短缺、资金成本较高，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流向房地产市场，推动虚拟经济自我循环。

大量的资金、人才等资源乐于在虚拟经济中自我循环，金融业过度偏离为实体经济融资服务的本质，虚拟经济无法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种“脱实向虚”现象表明，实体经济供给与金融供给之间、实体经济供给与房地产供给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造成这种供给结构性失衡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虽然有金融部门对于实体经济部门具有垄断地位、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不高、房地产顶层设计缺乏和房地产市场亟待规范等众多原因，但根本原因是实体经济供给质量不高进而引起实体经济自身供求失衡、无法提供高回报率。

在经过了快速工业化进程，进入到“十二五”时期后，中国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实体经济规模已十分庞大，然而我国是实体经济大国却不是实体经济强国，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还不高，一个突出表现是劳动生产率还比较低。这意味着，面对随工业化后期城市化进程加快推进而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和收入水平提高，进而消费结构升级明显，实体经济的供给要素和供给体系已无法适应消费需求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

从实体经济供给要素看，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制造业工人亟待提高素质，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工人以及智能化工厂的机器人还比较缺乏；物质资本急需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升级；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还较高。从实体经济供给体系看，表现在产品供给质量上，部分产品档次偏低、标准水平和可靠性不高，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出口商品因质量问题连续多年居欧美通报召回之首，缺乏世界知名品牌；表现在企业供给质量上，存在大量“僵尸企业”，优质企业数量不够，尤其是世界一流企业还很少；表现在产业供给质量上，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的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虽增长迅速但在整体中占比还不够，在产业领域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足。

因此，解决“脱实入虚”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大力度推进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或者说是实体经济供给质量的提升。没有实体经济供给质量的提升，低端和无效供给过剩，高端和有效供给不足，由人口结构变化、城市化进程主导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所形成的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必然会造成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下。这一方面会导致大量资金脱离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另一方面，在开放经济下，大量的消费力量和制造业投资将转向国外，进一步导致实体经济萎缩，如果这个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会出现经济结构高级化趋势明显、但效率反而降低的“逆库兹涅兹化”问题。对于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而言，效率下降会加大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不仅是扭转经济发展“脱实向虚”的需要，更是决定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必须从这个高度认识提高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