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在财政收支矛盾较大的情况下，究竟有没有减税空间？

有人以税收占比不高、财政支出压力较大，断然认为没有减税的空间，应减费而不是减税。这种观点属于狭隘的财政观——就收支论财政。从表面上，财政收支矛盾较大，不存在减税的空间，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这也是笔者倡导的减税新思维与传统意义上减税的明显区别之一。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我们不能仅在狭隘的收支里打转转、看问题。既然企业和居民税负感主要来自于制度因素造成的税负结构不合理，那么我们就不能将我国当前的减税，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泛泛减税——只是简单地下调税负或减免税收，而应矫正制度带来的纳税人税负结构不合理问题，在结果上必然表现为有增有减。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判断有无减税的空间，首先应立足于税负结构公平、合理程度。在纳税人税负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显然存在税制优化意义上的减税空间。此外，判断有无减税的空间，还应结合财政支出和公共资源配置等状况来分析。在收支矛盾突出的同时，有三个问题需要格外关注：

一是财政收支紧张与支出低效、浪费较为严重并存。这既包括来自一些效率较低的财政补贴，也包括一些部门的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尽管近些年，我国在预算管理制度方面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提高了预算编制、执行和管理的科学性，但一些部门仍存在有钱花不出去、不顾支出效率，甚至乱花钱等现象。这些问题，都与制度和政策有关。取得财政收入是为了满足公共支出的需要，从这角度而言，压缩财政支出、提高支出效率，可为减税腾出空间。

二是社会资源，特别是公共资源的紧缺与低效、浪费并存，即存在公共资源配置的扭曲。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部分长期亏损的地方国有企业和地方债务平台等方面。它们占据了大量的信贷、财政补贴等优质资源，却没有产生应有的效应，对地方财源培植、企业转型升级、民企发展等带来了消极影响，制约了地方财力的发展潜力和拓展空间。通过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系统地解决财政收支矛盾中的部分突出问题，如地方债务、社保等问题，有利于释放风险，缓解财政压力，从而为减税提供空间。

三是债务结构的调整和中央债务规模的适当扩大，也可为减税提供一定的空间。从政府债务总体规模来看，我国的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负债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相对较低，并且我国的赤字具有“建设性”和“生产性”特质，不同于欧美国家“消耗性”赤字，中央赤字的适当扩大仍有一定空间。但是应高度重视地方债务的结构性风险，根据经济发展和财力状况，调整地方债务存量结构。债务结构的优化、调整和中央赤字的适当扩大，可为减税提供一定的空间。

综上所述，基于解决纳税人税负结构不合理的减税，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减税，减少了对财政收入的不利影响，此外，调整支出结构、压缩支出规模、优化公共资源配置、调整地方债务结构并适当扩大中央债务规模，都将会为减税带来一定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