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治国水平的高低，则在治税上得以充分体现。当前，社会上对于减税存有太多的曲解和谬识，不仅掩盖了诸多问题的实质，而且干扰了政策制定，处理好减税的问题则成为治税的焦点和关键。我国当前应实行新的减税思维和举措，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减税——只是泛泛地下调税负或减免税收，也非简单地“一减了之”，其要义在于“以调促优”，即以税负结构的调整，优化税制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主动应对国际形势新变化，构筑全球新战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抢占发展先机。

一、 减税：两重矛盾下的困境

当前，社会上围绕减税出现了多种声音和争论。支持减税者认为，企业税收成本过高、居民税负感过重导致当前经济增长乏力；反对减税者则认为，当前财政收支矛盾尖锐，宏观税负并不高，减税空间不大，并且减税难以改变经济形势。此外，在支持减税的观点之中，又存在如何减税的争论。从表征上而言，当前减税面临着似乎难以解决的两重矛盾：

其一，宏观名义税负与居民、企业实际税负感存在较大差异的矛盾。税负高低是中国近年来争议比较多的一个问题。从调查来看，企业和居民普遍反映税负过重，并认为这是抑制企业发展和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从指标数据国际比较来看，目前我国的宏观税负并不高。按照统一口径衡量，无论是小口径、中口径，还是大口径，近几年我国的宏观税负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大致相当，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这与居民、企业实际税负感之间形成明显差异。降低企业和居民的税负感意味着需要减税，而从宏观税负水平视角来看，又似乎不存在多少减税的空间。因而，看似存在难以有效解决的矛盾

其二，抑制经济下行的减税需要与财政收支尖锐的矛盾。虽然减负并不等同于减税，但减税历来是应对经济下行的重要措施。当前，需求萎缩与供需脱节，加之企业债务加剧、成本上升、利润下降等问题，引发整个宏观层面的需求不足、投资下降、创新乏力、资产负债表恶化等，从而形成连锁下行链条，使国民经济面临自增强式下行危险。应对这种状况，必然需要减税，使企业“轻装上阵”，激发经济活力。然而，随着财政收入增幅放缓，财政收支压力增大，特别是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呈刚性增长态势；应对环境修复治理、人口老龄化、城镇化以及“补短板”等都需要增加财政支出，一些地方收支矛盾已经十分尖锐、财政风险陡然上升。因此，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施大规模的减税，可能进一步加剧财政收支矛盾，引发公共风险。既要减税，又要增加财政支出，财政仿佛陷入两难境地。

这两重矛盾，困扰着当前减税问题。从前段时间来看，我国实施了包括“营改增”在内的诸多减税措施，并试图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来解决减税与财政收支压力的矛盾。但这两重矛盾并没有得以解决，居民和企业普遍反映税负感仍很重。问题究竟出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