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结构调整问题，深化改革是关键。我认为其中最关键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

一是要处理好保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目前，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保增长。同时要看到市场结构是客观存在的，一、二、三产业的结构，外贸内贸的结构、投资消费的结构等等，都是市场本身的结构问题。如何更好地处理保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保增长不应是保短期的一年两年的增长，而是要保中长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国这些年改革的发展速度很快，但是积累的问题也很多。现在面临着各种矛盾，需要静下心好好地把扭曲的结构调一调。调整结构不是一味降速度，而是为了中长期更好地增长。因此，从中长期看，调结构和保增长是一致的。我认为，经过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市场内在结构的调整需要空间和时间，应当把调结构放在重要的位置。

二是处理好产业规划和创新发展的关系。有人说政府搞产业规划基本没有成功的。那也不一定，现在看高铁就比较成功。同时应当看到，苹果、微软都不是产业政策规划出来的，中国的阿里巴巴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在经济赶超阶段，引进和模仿对增长很重要，这个时期政府对于中长期的产业发展，可以也应该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制定指导性的规划。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有这方面的阶段性成功经验。当然，政府产业规划失败的例子可能也很多，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钢铁、水泥等过剩产业。经济发展到跨越低劳动力成本竞争阶段，更重要的是市场的创新。到底什么产品能够畅销，哪些符合市场的需求，处在一线的企业最清楚。所以，市场的创新、整个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以及相应的劳动力结构调整，更多的是市场自主发展的过程。当然，在这一发展阶段，企业也脱离不了政府提供的宏观体制环境。需要强调的是，在新的发展阶段，产业规划应该更多地委托给行业协会、社会组织来做。国际经验证明，如钢铁协会、汽车协会、果农协会等各种产业协会，对于行业的发展比政府敏感得多。自己行业的产能是否过剩了？自己行业的技术路线怎样发展合理？自己行业在国际竞争中面临的压力何在？这些协会的成员企业最清楚，它们才是市场的主体。这就需要我们尽快落实政社分离，让目前仍然过度依附于政府的行业协会、商会，在调结构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是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不应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不仅指中央政府，应当包括所有层级的政府机构。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公司化。例如，市县到省都是以完成GDP、投资指标为当年最主要的任务，这样就必然造成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短期的GDP增长，搞投资、搞招商引资等种种行为。地方政府在配置资源方面实际起了决定性作用，并形成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这是我们前阶段经济发展方式中的非常重大的问题，在“十三五”时期应该下决心加以解决。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还要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权、事权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不是要地方政府冲到经济的一线，作为推动经济的主要组织者、指挥者甚至经营者。但我们长时间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路径依赖。如果说地方政府的GDP竞争前一阶段对促进GDP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现在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转变的时候。此外我们还要看到，政府直接配置资源，必然给权钱交易造成极大的隐蔽空间，容易滋生大面积腐败。

四是处理好资本收益与劳动报酬的关系。在市场方面，企业是市场主体，同时劳动者也是市场主体。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都是主体。这就要处理好资本收益与劳动报酬的关系。中国很长时间实行的是低劳动成本竞争战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到了今天这个关节点，也需要改变了。有人提到，中国的资本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家。我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到了世界第二，人均GDP也达到中高收入水平，怎么能依然坚持要求普通劳动力的价格压在柬埔寨、越南、老挝这样的国家水平之下呢。现在经济已经发展到中国资本输出的阶段了，如果我们还坚持把中国劳动力的价格压低在老挝、柬埔寨、越南这样的水平，请问国内的劳资矛盾得有多尖锐，收入差距得有多大？经济发展成果如何在国家、企业和职工之间合理分享？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合理提高，这本来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最近这几年劳动力成本提高比较快，有劳动力供求总量的变化，也有对前些年过分压低劳动力的反弹。改革开放37年来，人均GDP增长了约20倍，城镇居民收入只增长了13倍、农村居民收入只增长了14倍。在这37年中，有30年城镇居民收入低于人均GDP增长，有26年农村居民收入低于人均GDP增长?？纯凑?0多年的变化，现在工资占GDP的比重、劳动收入或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在全世界是很低的，还没有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这个欠账该还的时候还是要还。

总之，政府要创造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不要既做裁判员，又做市场竞争的运动员。对于企业这个主体来说，应该严格地遵纪守法，不要再靠“政策优惠洼地”和压低劳动力成本赚钱。对于政府和市场这两者的关系，需要认真深入研究，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把企业和职工等多项因素放进去分析，也许有助于我们把一些问题看得更清楚。

（作者系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