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国民党“理论家”自居的戴季陶在孙中山逝世后公然反对孙中山生前所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全力对国共合作进行分裂和破坏活动。戴季陶的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共、国民党左派以及广大工农群众的声讨，连戴季陶自己都承认，面对当时铺天盖地而来的批判，他曾“被压伏到不能再起”，“以致一病失神，数次病危”。而国民党右派对于戴季陶的言论则欣喜若狂，称赞他是“反共先锋”，“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亦最彻底”。然而，戴季陶却遭到了本应和他志同道合的国民党右派的暴打。

1925年，广州的革命形势对国民党右派极为不利，11月，邹鲁等国民党右派发起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戴季陶欣然前往，到北京准备出席会议。

到北京后，戴季陶主张采取“欲盖弥彰”之策，提出先对汪精卫等人进行“劝告”，而对共产党的“处理”也要先告知中共方面，不要让广东方面认为他们的会议仅仅是一场“片面分裂之行动”。不料，戴季陶的发言引起了一些“老前辈”的不满。原来，戴季陶自负才华，对国民党右派的“老前辈”们没有表示出足够的尊重，而其早年曾写过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和一些知名中共人士在广东革命政府中共过事，这都引起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怀疑。

1925年11月19日上午，数十人分乘三辆汽车，手持棍棒来到戴季陶居住的西山香云旅社，见到戴季陶后不由分说，立即拳棍交加，顿时打得戴季陶满身是伤。打完后众人将戴季陶押上汽车，劫持到国民党右派分子冯自由等开办的同志俱乐部。到俱乐部后，这帮人又叫戴季陶承诺不参加西山会议，还要留下书面声明———“在一定主张下，可以同意会议议决”。第二天，遍体鳞伤的戴季陶狼狈逃出北京。事后戴季陶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事出之后，所谓同志者，竟无一人来相慰问?！?/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