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型时期。与以往相比，转型与改革的系统性、深刻性、复杂性明显加大。我国仍然是一个转型大国，并且进入经济转型新阶段。判断我国经济形势，需要客观分析经济转型的历史性趋势与阶段性特点。

迟福林

经济转型的新趋势：产业结构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预计到2020年，我国服务业占比有可能达到58%以上，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城镇化结构正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预计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有可能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望达到50%左右，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预计到2020年，我国消费规模有可能由目前的32万亿元左右扩大到50万亿元左右，服务型消费比重有望稳步提升，消费贡献率基本稳定在65%左右，基本形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开放结构正由货物贸易为主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转型。预计到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有望超过1万亿美元，占贸易总额比重有可能达到或超过20%，初步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经济转型的新特点：增长与转型高度融合，增长直接依赖于转型。当前，大家对增长比较担心，把“稳增长”看得比较重。增长固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找准制约增长的因素。如果经济转型能够取得突破，我国有条件在“十三五”实现6%～7%的年均经济增长，在未来10年实现年均5%～6%的中速增长。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增长趋势，而且这个增长是有质量的增长，是可持续的增长；经济转型牵动转型发展全局。从现实情况看，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与治理转型交织融合；经济转型与新一轮技术革命交织在一起，转型的技术影响明显增强。未来几年，新的技术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以大、智、云、移、物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将深刻改变传统经济形态并对我国经济转型带来深远影响；经济转型与国际经济格局变化交织在一起，转型的双向影响明显增强。

“十三五”经济转型正处于历史关节点。随着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我国转型升级面临的时间空间约束日益增强。未来几年是我国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经济转型的“最后窗口期”。那么，如何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转型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经济转型面临着系统性的结构性矛盾：核心表现在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需求引导供给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比如，随着消费结构向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升级，原有的供给结构已严重不适应，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的矛盾同时存在。面临这样的结构性矛盾，再用扩大投资的办法去化解供需矛盾，不仅投资边际效应和对增长的拉动效应将明显递减，而且会使经济矛盾和问题后延，甚至会错过化解风险的最佳时期。实践说明，解决结构性矛盾，不仅需要结构调整，更需要结构性改革；不仅需要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更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需要把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转型的重大选择。

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推进经济转型为衡量标准：新阶段的结构性改革，以结构性调整为重点任务，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导向，以制度创新为重大举措，以释放增长新动能为目标。在这方面，我认为还存在很多认识及行动不相适应的问题。当前“稳增长”的政策比较突出，某些地区推出有一定“稳增长”色彩的政策，但是对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的着力严重不够。

结构性改革的突破，需要有新的思想解放：速度与结构。我国经济转型的突出矛盾是结构问题，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主要依赖于合理的产业结构。为此，要以转型改革释放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在保持经济中速增长的同时，要更加重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质量的提升；短期与中长期。解决短期问题，需要从经济转型入手，立足2020年这个中期化解短期，实现标本兼治；政策与体制。我认为，当前政府的“政策箱”中“稳增长”的政策工具比较多，转型的工具比较少。未来几年，政策调整与体制改革，要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创造条件。例如，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运行成本比较高等突出问题；政府与市场。推进经济转型，政府的作用很重要，但市场的作用更重要。政府的作用要集中发挥在解放市场、释放市场的活力上。比如，在产权?；ど希饔煤苤匾?，但更重要的是加快形成法治化的产权保护体系；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既要强化改革的顶层协调和顶层推动，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突破既得利益；也要鼓励地方结合实际进行探索创新，充分发挥基层首创精神。

我国经济转型正处于关键时期，因此我们在进入经济转型新阶段，要客观把握经济转型的大趋势、大机遇、大挑战；要面对经济转型的严峻现实，要充分认识经济转型的长期性、系统性、深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要适应经济转型的大趋势，要客观判断经济转型的挑战主要落在供给侧，实质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破。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的2016井冈山高峰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