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自清朝末年以来，逐渐形成了大小军阀割据的局面。据统计，从1912年到1933年，共发生大小军阀混战470多次。1926年下半年开始，四川大小军阀见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势如破竹，便纷纷派代表向国民革命军输诚，表示承认国民政府，同意军队易帜改编。

于是，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先后任命四川军阀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为国民革命军的军长，仍统率原部。四川军阀虽已易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其军阀本质没有改变，仍然为争夺“防区”地盘而混战不休。蒋介石多次想控制四川，但均未得逞。

1932年底至1933年初，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陕南入川，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1934年，红军粉碎了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红军发展到五个军约8万人，各路四川军阀的统治岌岌可危。

红军刚刚进入四川时，蒋介石就向刘湘提出派“中央军”入川协助“剿共”，却遭刘湘的拒绝。但在连战连败的形势下，刘湘只得于1934年11月亲赴南京乞援。蒋介石高兴地对其亲信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当，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到达南京后，刘湘向蒋介石提出“三要”（要四川军政大权、要南京的财政支持、要武器弹药）。蒋介石表示同意，任命刘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并授权刘湘统一四川军政，要求四川大小军阀要统一受刘湘指挥;而四川各军军费和武器弹药由南京负责补充;更同意拨给刘湘500万元“剿赤”经费，并让刘湘发行巨额善后公债7000万元。同时提出刘湘应“允许中央军入川，并同意蒋介石提出的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简称参谋团）入川，指导监督反共军务”，且所有川、滇、黔、康较大事宜“均可过问”。对此，刘湘也只好全盘答应。

1934年12月，蒋介石任命贺国光、杨吉晖为驻川参谋团正副主任。1935年1月，蒋介石派遣参谋团和上官云相等部“中央军”入川，督导川军围剿红军、“整顿四川地方”。1月16日，参谋团通电四川各路“总副指挥”，令他们固守原防，严密防范；为了杀鸡儆猴，参谋团于17日惩办了在乌江被红军击败后放弃防务，携同家眷、大批金银珠宝和烟土逃到重庆的贵州军阀、二十五军副军长兼川南边防司令侯之担。刘湘在参谋团的帮助下，也发出一系列通告，限令各军把防区内的军、政、财、文大权交给省政府，并裁军整编。

不过，参谋团出的高招并没有给四川军阀的连战连败划上句号。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迅速突破了田颂尧部防线；中央红军在进入四川后，迅速突破了大渡河天险。6月中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让参谋团的“谋略”全部落空。于是参谋团将田颂尧撤职查办，将防守中央红军的刘文辉记“大过”一次，所部“各负责长官查明严处”。

此后，参谋团为了剿灭红军，先是调集大军严密封锁，又在各地广筑碉堡，并强迫藏民地区实行坚壁清野，以达到“困死红军”的企图。但到了8月下旬，红军出其不意地穿过了茫茫草地，并全歼了企图堵截红军北上的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军49师，打开了北出甘南的门户，致使参谋团的企图再次破产。

随着红军大部队离开四川，1935年10月初，蒋介石也离开四川，并提出参谋团已经不能适应需要，应改设重庆行营。11月1日，重庆行营成立，蒋介石任命顾祝同任行营主任，贺国光调任参谋长，杨永泰任秘书长。重庆行营辖区为川、康、滇、黔和西藏。所有西南各省军队，重庆行营都以蒋介石名义进行指挥；所有各省区民、财、建、教都在其控制之内。重庆行营建立后，参谋团即行撤销，但蒋系中央势力相继渗透到四川军事、政治、财政、金融各个方面，刘湘的权力更是每况愈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