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年轻时即倾心西学，后来一直参与洋务。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中，他以自己的学识不遗余力为洋务派辩护，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一员。

1875年初，清政府筹议兴办洋务方略，郭嵩焘将自己办洋务的主张和观点写成《条陈海防事宜》上奏，提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如果只限于学习西方兵学“末技”，“如是以求自强，恐适足以自敝”，而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

1876年，清廷正式加授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从上海登船赴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到任后，郭嵩焘还把自己的日记《使西纪程》拿回国出版，让士大夫“开开眼界”。

消息传来，朝野顽固守旧者的口诛笔伐一浪高过一浪，一时间群情汹汹，大家纷纷指摘诋毁，说郭嵩焘“诚不知是何肺肝”“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更有人编了一副对联讽刺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此对联当时被守旧派人士纷纷传诵。

在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不仅烧毁了郭嵩焘出资修复的玉泉山林寺，还扬言要捣毁其故宅，开除其湖南省籍。朝中大臣也纷纷提出弹劾，说他“已中洋毒”“有贰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连老友刘坤一也质问他：“何以面目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

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也积极“揭发”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屈膝投降”：一次外出参观，赶上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此举大谬，因为作为天朝使节，“即令冻死，亦不当披”；还有一次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此举大失国体，“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后来连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待到访外宾、想学外语等行为都被刘锡鸿归为“罪行”，一并奏呈朝廷。

清政府在“汹汹舆论”下，于1878年8月下令将郭嵩焘调回，还拟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在李鸿章、曾纪泽等洋务派人士“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的说情下，才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