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推行公共场合的志愿急救，关键在于硬件设备和技术，这才是决定急救能否及时、有效的关键所在，才是急救条例要聚焦的重点。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日前表决通过了《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其目的在于形成平面急救站点完善、立体急救门类齐全、硬件配置先进、院前院内有序衔接的急救医疗网络和服务体系。

但整体而言，这部俗称“好人法”的条例，最引人关注的还是在于鼓励和倡导普通市民参与紧急现场救护活动，并且紧急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这条法规从法律上主动明确好人不承担责任，对激励更多人积极行善而言，会有不少积极意义。比如，个人在公共场合心脏骤停，在专业医护人员到达之前，如果没有志愿者及时提供急救服务，身体和脏器极有可能因为长期缺氧导致出现生命危险。相反，有志愿者的急救帮助，则极可能挽救受助人的生命。

当然，由于胸外心脏按压手法可能导致受助人肋骨骨折，因此，立法者认为需要对这一可能后果提前规避相应责任，进而才能更好地鼓励更多人放心地参与急救。

但事实上，即便没有“好人法”，根据现行民法，急救志愿者同样不需要承担相应责任。虽然存在受助人被挽救生命，却有意外的情况发生，但法律无意苛责志愿者基于良好动机，为不可避免的意外买单。

现在，在现行法律可以理清的情况下，增加这一好人免责条款反而徒增疑惑。

这一免责条款，主要针对此前出现的助人为乐被诬赖的案例。但这里需要明晰的是，好人被诬赖，不是因为好心提供了帮助，而是受助人以为肇事过程无法复原，抓住提供救助者，将其咬定为肇事环节的人。倘若真出现这样的意外情况，核心在于理清谁是肇事者，依靠事实证据来确定侵权责任人，既无需也不必依靠法律授予天然的免责“黄马甲”。

就目前而言，公共场合的急救问题，恐怕重点并不在于鼓励更多的人加入急救志愿者的行列。因为推行公共场合的志愿急救，最缺的不是爱心，而是硬件设备和技术：公共场所是否有充足的救助设备，是否有足够的志愿者接受过急救培训。这两项才是真正决定意外发生之时能否有及时的救助，以及有效的救助的关键所在。

或许，这里也确实存在参与救助者本身出于好心，但因为手法和技术不专业，导致无法产生最佳救助后果的可能——好心没有达到好结果。要规避这一局面的产生，法律最核心的要点不在于鼓励更多人大胆地去行善，而应是着力于提高公共急救设施的安置，以及支持政府与民间去培育更多人，熟练地掌握正确的急救方法。遗憾的是，上海的条例在这两个方面着墨并不多，目标也相对笼统。

“好人法”的最终落脚点，需要聚焦于如何创造更多更专业的好人，这恐怕是今后更加实实在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