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书家特别推崇书作书品中的“生命意识” 。汉钟繇在《用笔法》中说“点如山摧陷，摘如雨骤，纤如丝毫，轻如云雾，去若鸣凤之游云汉，来若游女之入花林，灿灿分明，遥遥远映者矣” ，极力推崇书法作品要洋溢一种异常强烈的生命活力，弥漫一种激昂躁动的向上精神。书论家经常用“龙腾凤翥”“鹿奔虎走”“藤蔓缠绕”“云蒸霞蔚”来赞美品述书法作品，尽管我们暂时还无法对此类术语内在的蕴涵和意旨作出确切的诠释，但他们确实是在高举生命的旗帜，追求洒脱奔放，让活跃的生命机能尽情迸发挥洒，永葆生命的激情和乐观情绪。且看唐柳公权《兰亭诗》 ，字迹动感活络，线条流畅，眉目清晰，无半点老气，豪情万端，热情四射。又如清初王铎《行书与大觉禅师等书札》 ，毫无柔弱之习与拘谨之俗，直书激荡的胸襟和直率的性情，以恣意狂放的节拍，左突右奔的章法，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量。

书法中“生命意识”的形成，是时空因素和人文素养综合交融的结果。在书法史上，古代书法家要么位高权重，要么出身豪富世家，要么才智超群，时代风尚对他们书法“生命意识”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以初唐为例，此时政治前景广阔，国家生机凸显，世事百废俱兴，书法也风烟俱色。 《旧唐书》载：“于时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 ”的确，这是一个蓬勃的时代，也是一个生命意识十足的动感时代。而此时之书法艺术风格，更是风韵独具，阳光明媚，青春飒爽。虽然书法的标准还笼罩在魏晋以来的风气之下，但优美雅致的审美价值标杆已经确立，以妍媚为主的书法艺术风格开始形成，时代的鲜活的生命气息已浸透到书法等各类艺术领域。从初唐几家来看，欧阳询书风干净利落，结体简明，在生命意识的高扬中，又有矛戟森列险劲之象；褚遂良书风劲绝明丽，天然媚好，用笔功成极致，华美秀腴；虞世南书风圆融流畅，外柔内刚，如裙带飘扬，束身矩步，生命姿色华滋华尔，美轮美奂。

一方水土养育一代书家，区域文明的独特风貌必然会自觉主动地参与地方艺术的构建，给烙上区域文明的重重胎记。我们从早期书法楚金文来看，极受楚文明灵巧、活泼、艳丽、繁复的美学旨趣的滋养。与周金文相比，楚金文则大都夸张、多变、绮丽，字形修长，曲动淳美，有着诡谲清爽、浪漫隽秀的生命景象。从现存的楚金文看， 《王孙诰编钟铭》线条纤细如丝，而丝缕中又都拖出一条长尾，如风筝飘带，摇曳缥缈； 《王孙遗者钟铭》则体势颀长，回曲的线条绵亘劲韧，往来不绝，奇巧美瞻，给人一种心动却又不敢逼视的处子之美。

书品即人品，人品即书品，人品与书品本不可分。观赏王珣、羊欣、王僧虔为杰出代表的六朝书体，多汪洋恣意，流美多变，自然清爽，而这种风格的出现，正与他们风流潇洒、飘逸落拓的人格相吻合相匹配。这不仅因为抒写个人的感情与意趣，行草诸体自然比篆隶诸体更自由，更富于表现力，更重要的是因为六朝人的品性、感情与意趣较之他们的先辈，而更具强烈的个性。正如刘熙载《书概》所说：“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主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 ”再换一个视角看，我国古代涌现出不少卓有成就的女子书法家，与男性相比，她们更有亮丽的品性。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擅长隶、正、行书，线条清秀平和、娴雅婉丽。宋陈思《书小史》引唐人书评，说她的书法“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 ，并非过誉之词。也许，在“女子无才便是德”封建思想的笼罩下，在漫长的岁月中，女性也更注重在书法的天地里，让生命驻足，让生命在诗书墨迹中不被埋没而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