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书法作品理解为生命的形态，是古代书法理论的重要内容。以生命来譬喻，重在说明书法同生命一样，既有形体相貌，也有声气、精髓和心灵。在时间的纵向坐标上，书法的精气神则会呈现出应有的青春气象、盛年风貌和苍老景况。

杜甫《寄贺兰铦诗》帖（之一） 黄庭坚

楷书《道服赞》卷 范仲淹

书法的生命化是艺术的“自觉”和“自醒” 。魏曹丕《典论》提出“文以气为主” ，标志着艺术开始与生命特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南北朝刘勰继承这一观点并加以发挥，在《文心雕龙·附会》中言“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 。将情志、事义、辞采、宫商等艺术的基本形式与神明、骨髓、肌肤、声气等生命体熔为一炉，更为深刻的是，刘勰反对“为文造情” ，坚守“为情造文” ，提出“质先于文”“质文并重”的艺术主张。这些观点与同期的书法理念相益生辉。西晋索靖在《草书状》开篇就谈到文字先是由“科斗鸟篆”类物象形，再“睿智变通，意巧滋生” ，再由“百官毕修，事业并丽” ，后则“婉若银钩，漂若惊鸾” ，最后则像“虫蛇骐骥、玄熊飞燕、芝草棠棣、凌鱼奋尾、骇龙反据” 。书作焕发生命的性灵，吸纳或喷射生命的光华，是书法的“自觉”和“自醒” ，也表明此时书法理论研究已相当丰富和成熟。

看重人品鉴别，促进书法人性化的实现。汉代已重视人品的鉴别与评判，到魏晋六朝为盛。如果说汉时重视从外貌看人的道德修养的话，那么魏晋更重视通过相貌看人的才华能力，而到南北朝时期，由于士大夫在混乱的社会境遇中，更珍惜生命的流逝，追求生命的自由，人物品鉴则更看重内在的风韵、神明、骨气。如《世说新语·品藻》 ：“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

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 ”人品鉴别的思维开始直接进入书作的品鉴上，于是在传统书论中开始出现大量借用人生的词语来鉴赏和述及书法作品。南朝王僧虔《书赋》提出书作必须“情凭虚而测有，思沿想而图空” ，首次提出了书论中的“天然”“功夫”“神采”“形质”等审美概念，实现了人品和书品鉴别的有机交融。

“意在笔先”使书作更具鲜活的生命力。把书作理解为生命体，那是在作品完成之后，而在书作诞生前，书法家们就主动考虑为作品注入生命的种种特征。这是书法家们更高层次更高境界的追求。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提出著名的“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先，然后作字” ，王僧虔《笔意赞》说得非常清爽—— “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妄想” 。这种书法生命观，倡导以生命来孕育生命，以生机来焕发生机，将书法理论研究推向高峰，而且达到后期难以企及的高度。遵循此途，书法艺术空间更加博大而深邃，生命更加饱满而充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