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昌绪题写的西北工学院旧址碑

“五校分立，合作办学”

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尽管在官方文件中，由此之后，“西北联大”这个名称不存在了，但在后来很长时间，甚至以至于今的岁月，人们提起曾经在这里的高校，仍常常以“西北联大”称谓。譬如今天到西北工学院所在的古路坝天主教堂，人们会告诉你，这就是“西北联大”的所在地。即使在城固县城的几处当年学校旧址，人们也直称“西北联大”；就连见诸书刊的大量文字，写到相关学校情况时，也大都以“西北联大”统而言之。这其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这里的学校名称虽然已变更，可原本共居于一座小城，一些设施通用，许多教师合聘，学校之间仅仅一墙之隔的现象比比皆是。在多数人眼里，他们都是外地迁来的教师、学生。他们的学校名称，那就是刚到来时响亮的“西北联大”。

事实也正是如此。虽然名称上已经分拆，可城固这座小城中，仍然涵纳着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等原“西北联大”的主干院校，居于汉中的西北医学院，居于沔县的西北农学院离这里也不过数十公里。后来有分开的学校又汇合一起，甚至出现两所学校由一位校长同时管理的特别情形等等，这样的现象几乎维持到抗战结束。所以，一些学者将此时直到抗战结束称为“西北联大”的“五校分立，合作办学”时期。

1939年8月之后，国立西北大学承接了“西北联大”的主体部分，仍为西北地区唯一之大学。（其余均为学院）当然，负责管理的方式同时有改变。原“西北联大”为校务委员会制，此时改为校长负责制，并任命原校委常委胡庶华为西北大学校长。学校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下设中文、外语、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法律、政治、经济、商学等12系。分出的西北师范学院也实行院长负责制。原“联大”校委常委李蒸任院长。学院设有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教育、体育等十系。分出的西北医学院设院长等职务，学院因人数有限，未分系。城固这座小县，仍然涵纳了数所完整的大学和学院。除去西北工学院设在距县城约12公里的古路坝天主教堂外，县城内的西北大学与西北师范学院隔壁为邻，可以说完全处于合而未分的状态。按《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的描述：“文、理、教育和各科学生的宿舍、教室、图书馆都是与西北大学合用。长时期‘西大’、‘西师’相关系科及其课程是合班讲授。一因西北师范学院建校之初，并无单独的校舍；二因西北大学文理科学生多为西北联大教育学院（师范学院）的学生。其中许多学生原是北平师大的学籍。”甚至“教授、讲师，虽各有专任，但大多数始终是在‘西大’和‘西师’互相兼课。”（转引自《西北联大史料汇编》712页）由此可见，当时教育部做出分拆“西北联大”的决定，是不够切合实际的。

虽然“西北联大”被名义分拆，但它们处于同一地域，多项工作运行依然相互交织。譬如，1941年5月，“西北联大”已被分拆两年以后，一个由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五院校联合组成的“西北学会”在西北大学内成立。该学会以“确立民族自信，加强民族团结”，“研求精神学术，砥砺个人品性”，以及复兴民族本位文化，复兴西北文化，促进西北建设为宗旨。这是数所院校学术、精神紧密联系的重要例证。这样的例证还可以举出很多。

西北联合大学的专门著述虽然很少，但在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院校的校史或校史稿中，“西北联大”都是作为重要时期来进行描述的。

一直到抗战即将结束的1944年5月，同时在西北师范学院及西北大学任教的黎锦熙教授，还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歌”歌词为脉，作出一篇《国立西北大学校史》。该校史将每一句歌词排序解说，对“西北联大”所组各校历史做了简明介绍，对各校合组分拆情形加以分析，可以说是对数年来汉中区域内院校分而未分的实际状况的恰切又实事求是的解说。

还有一个可以参照的有趣现象是，多位教授，由于被数所院校合聘或彼此兼课，被多所院校列入了自己的学人名录。譬如黎锦熙、许寿裳、陆懋德、黄文弼、罗根泽、杨晦、谭戒甫、刘朴、杨人楩、罗章龙、马师儒、黄国璋、郝耀东、袁敦礼、董守义、徐英超、王耀东、吴世昌、郁士元、周传儒、汪堃仁……50多位学者教授，被分别列入了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校的学人谱。当然，有些教授名字还会出现在北京师范大学或其他相关联院校的名录中。他们中的多位，本身或后来，就分别在这几所院校任教。中国旧式高校，教授、教师采取聘任制。一个教师在一两所院校任职是常有的事。但在如此短的时间，教师如此集中地出现在数所院校名录中的情况，应该绝无仅有。这一方面可以看出抗战时期的某种特性，但同时又可作为我们今天了解这数所院校合作紧密的清晰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