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陈晏清先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本文是这位从事了一生哲学研究、年逾八旬的著名学者为自己的学术道路所做的阐释。文中，陈先生结合理论谈实践，结合实践探索理论，他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体现着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本色。读者从这篇演讲中不但可以一窥学术的路径，而且可以感受到学术的艰辛。本文是陈晏清先生以他近期在南开大学“公能讲坛”上所做的讲座内容为基础整理修订而成。

陈晏清

精彩阅读：

■哲学的创新，其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是寻找哲学走向现实生活的通道。在我看来，社会哲学就是哲学与现实社会生活会通的最佳渠道之一。

■对于政治哲学，我们是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与基础理论的研究并举并重，一方面选取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一方面对政治哲学的基础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力图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探索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

《辩证的历史决定论》陈晏清（合著）

初触哲学兴趣使然

讲我的哲学道路无非是讲我是怎样走上哲学研究的道路的，我在哲学的道路上是怎样走的。

我是哲学事业的一名地道的“志愿兵”。60年前，1956年，我高中毕业后，作为理工类考生被保送考入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但在俄语学院学了一年俄语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家决定不再向苏联大规模派遣留学生，这批预备生留在国内培养，可以任选学校和专业。我的许多同伴都去了北大、清华学习理工，我却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系。我的这个选择是绝对自主的，没有任何人干预。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生活在湖南省一个贫困山沟里的农民，父母都是文盲，对于我上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他们没有能力过问。当时学校里和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许多中学时的同学对于我的这个选择很不理解，或许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幼稚懵懂状态下的盲目行为，可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清醒的自觉选择。

我为什么选择哲学？一个最简单的回答就是兴趣使然。读中学时，因为觉得功课轻松，所以课外阅读的时间比较多，但阅读的范围却很窄，主要是政治理论读物。那时候，总有一些新的事情发生，希望获得理解，便去看讲这些事情的文章和书。读的多了，兴趣也就越来越浓，并且逐渐由对一般政治理论的兴趣转向了对哲学的兴趣。当然，当时作为一个中学生所知道的哲学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非常热爱共产党，并在刚满18岁时就入了党，也就十分关心党的理论和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1988年，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派出记者对一部分校友做过专访。在对我的访谈中，当问到我为什么选择哲学专业时，我是这样说的：“新中国建国初期，党风、民风很好，国家一派兴旺景象，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巨大威力。”我认为，“对于国家民族的振兴，哲学比什么都重要?！闭獍俜种偈俏业笔钡恼媸邓枷?。我就是带着做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梦想走上了哲学的道路。

凭着兴趣走上了哲学这条道路之后，我才越来越深切地体验到，哲学的道路并不像当初想象的那样铺满了鲜花，它竟也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几十年里，我见证了哲学的“热闹”和混乱，也见证了哲学的冷落和贫困。在这样的非常情况下，单凭兴趣是很难支撑下去的。不少人就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不干“哲学”了。所以，一定要把兴趣升华为一种信念，这样才能使兴趣持续和更加理性。如果有了对哲学的坚定信念，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念，就会有在哲学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的意志和力量。当你面对哲学的混乱时，你就会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清除这些混乱；当你感受到哲学的冷落和贫困时，你就会和自己的同道们一起去探寻哲学发展的新路向，让哲学走出困局。这个话题就已经涉及我在哲学的道路上是怎样走的问题了。

从1957年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算起，到今年正好是第60个年头。这60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前20年主要是学习时期，既是向书本学习，在课堂上学习，也是向实践学习，包括在实践的失败和挫折中学习；后40年是边学习边研究的时期，我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活动是在“文革”结束之后这40年的事。这两个时期，是有着密切的相互关联的。

中国人民大学五年的教育影响了我的一生，它塑造了我的基本面貌，规定了我人生道路包括治学道路的大致轨迹。人大教育对我在治学上影响最深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强调精读马列原著，二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哲学的现实关怀。对于前一个方面，人们几乎没有争议，都认为是一种应当坚持和发扬的优良学风，而对后一个方面却争议多多。有些人对当时的理论联系实际这种教育方式是持基本否定的态度的，我却不是这样。我认为，应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其运用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同这个原则本身区别开来。让哲学系的学生思考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适当地参加一些实际工作，有助于深化、活化对基本理论的理解，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学生逐渐树立起一种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批判的本性相符合的学术观念、学术信念。

我的母校为我们培育的强调哲学的现实关怀、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成为我后来几十年治学的基本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