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上的权威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参加厦门大学的唐代文学学会的年会后，我才有了见傅先生的较多机会。

1992年我第一次参加大会，正好是唐代文学学会换届，从这一年开始由傅先生任会长。后来，我由常务理事到副会长，一直在傅先生的领导之下。每两年一次的学会年会，傅先生都精心设计研讨主题，亲自联系主办单位，关注《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和《唐代文学研究》两本年会刊物的出版。

在北京和外地开学术会议、每年的论文答辩评审等场合，我也常常能见到傅先生。傅先生每有新著出版，总是送我一册，我有书也一定呈请他指教。我知道他的工作非常繁忙，头绪也多，一般情况下不敢打扰他。但是有什么会议请他出席主持，他从不拒绝，也从不敷衍了事，总是认真发言，提出许多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

有一次去北师大开会，在校内马路上遇到他，他问我：“你知道今天与会的都有谁吗？”我说不知道。他就笑着说，你参加会议不把这些都了解清楚吗？我这才知道原来他参加每个会议之前都是认真做功课的，事先一定把会议的宗旨了解清楚，做好准备，所以在会上才永远不会发空论，而且每次都有新鲜的意见。

傅先生以自己的学术著作及其主持的大量项目实践了他的种种建议。他的《唐代诗人丛考》是唐代文学研究者人手一册的必读经典，同时他的研究视野又不限考据和文献，《唐代的科举与文学》以及《李德裕年谱》《唐翰林学士传论》等都是研究唐代文学发展的社会原因与文学关系的典范之作。这些著作引导了30年唐诗研究的主要方向，出现了大批为国内外汉学界注目的成果，而且影响到其他相关方向的研究。

我常常想，如果把傅先生每次在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搜集起来，不但可以清晰地看出这30年来我国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且能证明他的许多意见都是有前瞻性的，对学术的发展是有指导意义的。

为人谦和的大家

傅璇琮先生的为人谦和也是众所周知的。

傅先生为新时期中国的古籍整理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长期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成员、中华书局总编辑，与顾廷龙主编了《续修四库全书》，后来又与杨牧之主编了《中国古籍总目》，并担任《全宋诗》第一主编，此外还有《全宋笔记》《宋登科记考》《宋才子传笺证》等等重大项目。

傅璇琮先生从不挂主编的虚名，每个项目都是亲自选题策划、参与编写，直到落实出版，精力之旺盛实在惊人。他还组织许多青年学者加入到《唐代文学编年史》《唐才子传笺证》等大型项目中去，为唐代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宽广而扎实的基础，也培养了许多学界新人。

2004年我在香港浸会大学任教，文学院要我组织一个“名贤讲席”，要求邀请全世界最顶尖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来讲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思路方法，每位讲者配一位专家作讲评。我们邀请了傅璇琮先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浦安迪先生、日本东京大学的田仲一成先生，以及当时在港任教的台湾大学吴宏一先生和北大张少康先生。

我在排场次时，请傅先生讲第一场。他看到讲席程序表以后，把我叫到一旁，悄悄说：“你把我安排在第一讲不合适，让外宾先讲吧！”我认为傅先生应该最先讲，这是当仁不让的。他推让再三，我还是坚持请他最先上场。

傅先生就是这样，尽管已经是国内人人敬仰的权威，却从来不在场面上摆大学者的架子。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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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奠定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基础。后因全国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毕业留校任助教。后调入中华书局。

傅璇琮历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编审，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副组长，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央文史馆馆员。2008年3月起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2016年1月23日，傅璇琮去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