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在北航研制新机成功后合影

王祖浒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航空发动机工业事业，曾任航空工业部发动机管理局局长、中国轻型燃气轮机开发中心主任，经历了中国航空发动机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他生于1925年，194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航空工程系，2015年去世，享年90岁。本文是他的遗稿节选，展现了他一生中与航空航天相关的几个片断。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深刻体会到中国航空工业起步阶段的艰辛，也可以感受到老一辈中国航空人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

难得的机遇

1942年，我正在读高中一年级，日军发动了浙赣战役，我家被迫逃难到福建省建瓯县。当时战争频仍，我们躲避的防空洞也被日机炸中，刚刚冲出防空洞，身后的房屋已燃起了大火，连同防空洞一起被烧毁，我侥幸捡回一条命。

当时，省立福州高中迁移到沙县，我进入福高插班高二。福高是福建省最好的中学，学习管理严格。1944年夏，我高中毕业，走投无路之际，福州高中因我学习成绩优异，保送我进入厦门大学读书。正好厦大新开办航空工程系，与我的愿望相符合。

航空发动机为航空飞行器提供所需动力，是飞机的心脏，是高科技的突出代表，被誉为“工业与科技之花”，这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航空发动机专业，我迫切希望学习和掌握这项高难学科，为圆自己的飞机梦迈出了第一步。

日寇继续侵略，占领了福建省福州和厦门两个港口城市，厦大迁到山城长汀，学生宿舍在一座小山顶的土地庙中。后来，日机连续轰炸长汀，我们的宿舍和萨本栋校长的住房也曾被炸中。随后，日寇占领整个京广线，将我国东南地区与西南内地隔绝。

抗日战争发展到关键时刻，美军飞虎队在我们宿舍的山下修建飞机场———成为东南前线基地，驻有当时最先进的P-51战斗机，每天起飞去轰炸日寇占领区，并派运输机沟通与西南内地的联系。

此后，日寇飞机便再也不敢来轰炸了。这使我深感飞机的威力和重要性，更加热爱飞机，并更加坚定了我刻苦学习的决心。

1948年，我大学毕业，正值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党空军招人，我不愿去，想去民航却因没有背景去不了。只能回到浙江老家，在家乡当了义务小学教员，以回报家乡对我年幼时的养育。

1949年6月，上海解放。上海市军管会空军部登报公开招考有一技之长的知识青年。我立即赴沪报名应考，发榜时我名列第一。

经过空军部学习大队短期培训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市军管会空军部航空工程研究室发动机专业组当技术员，幸运地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并且迈入新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队伍，十分兴奋和高兴。

后来才得知，研究室就是招考大批知识青年的单位，是为了落实党中央建设航空工业而准备技术力量，由上海地下党联络技术人员和从国外回国的爱国技术专家如：徐舜寿、陆孝彭等人。

1949年底，中国空军正式成立。研究室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航空处航空工程研究室，从上海迁到南京。我当时的工作是为杭州笕桥航校编写教材。同年，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0年春，研究室分为两部分，党、团员留在空军，其余人员归重工业部，在南京待命。我被分配到南京空军21厂发动机车间当技术员，任务是修理美式的R-2800和苏式АШ-82发动机，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真实的发动机。

1951年4月，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正式开始，航空工业局在沈阳成立，南京空军21厂移交给航空工业局（简称航工局），后称511厂。6月，我赴沈阳航工局报到，被分配在生产处修理科当技术员，处长徐昌裕同志主管120厂，我在南京学到的技术正好用上。自此我正式加入建设新中国航空工业的队伍。

1952年春，航工局从沈阳迁至北京，由重工业部转归新成立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国防工业部）领导。航工局成为第四局，局长由赵尔陆部长兼任，油江副局长分管发动机。这个领导集体为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呕心沥血，无私奉献了毕生精力，他们坚持原则，勇于创新，艰苦朴素，作风民主。我长期受到他们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得益良多。

迁京后，我被任命为第二生产处生产科副科长，吴大观为副处长。主管组织指定的发动机生产技术业务，经常到生产企业了解生产基地情况，及时反映，综合提出改进工作的参谋意见，帮助企业解决困难以加速航空工业的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