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讲义本，1919-1920年印制于北京大学，是胡适用于讲授中国中古哲学史的珍贵文献，其中辑有胡适对中医历史及理论的评述内容，向我们揭示了胡适对待中医的态度。

1919年，28岁的胡适，在北大讲堂上向莘莘学子及当时的公共知识界报告了他对于中国传统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讲义本（以下简称“讲义本”）的第六章《迷信与科学》中，他将中医理论纳入世界科学体系中加以考察。他并没有歧视或忽视中医的历史地位，也没有过分推崇西方医学的所谓“先进性”，观念“中性”而平和，为中医探寻一个客观且中肯的历史定位。胡适开篇这样写道：

“研究西洋科学史的，知道科学的出身是狠（很）微贱的。古代的天文学是祭司僧侣的遗赐，近代的天文学是从星命学（Astrology）出来的。化学是从炼丹术与炼金术（Alchemy）出来的。物理学与医学也是如此。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汉代的种种道士的迷信，也可以寻出一些狠（很）有价值的科学上的贡献?！?/p>

“讲义本”中，胡适站在中国中古哲学史的高度，将汉代科学技术纳入世界科学史的视野，一一加以阐论。他认为汉代的医学逐渐从古代种种迷信自然神力的思维进程脱离出来，开始成为科学、系统的专门学术。他在讲义中写道：

“求长生、求仙药、求神丹，都与医药学的进步有关系。那时代的医学何以能成为系统的学问呢？依我看来，这是全靠那时代的思想里有几个重要的观念，可以用来把医药学上许多事实贯串起来，故能成为系统。这些观念头之中，最要紧的是：（一）阴阳的观念；（二）五行生克的观念；（三）五脏分配五味、分应四时、五方、五色、五行的观念；（四）气的观念?！?/p>

胡适除了查证大量史料之外，还熟读了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并以此为立论的基础，对汉代医学的形成乃至中医的基础理论加以简明阐论。在对《黄帝内经》的逐条分析之后，胡适得出阶段性结论说：

“中国医学与药学的基本理论，只是把五脏分配五行，把五味也分配五行，又把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使用针灸药石的疗法，又把阴阳的观念来总括一切气血、脏腑、药性、针灸。初起时，自然是狠（很）浅陋的迷信。到了后来，虽然经验技术进步了，这些阴阳五行的观念已渐渐的成了医学上一些不可少的符号。有了这些符号，这种学问便更容易领会记忆。所以直到如今，这些观念仍旧盘据（踞）在医学界里……”

在研究者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各式“审查报告”之中，都认为对古代迷信进行批判，是这一运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但在这册胡适96年前使用过的讲义本中，古代迷信体系重要概念之一的“阴阳五行”，并非真那么一无是处、百害无一利。胡适没有武断地将这一概念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是小心翼翼地将其中的“历时性”功用剥离出来，并力图将“中医”这一看似僵死的“共时性”符号重新唤醒。

当时，关涉中国医药业发展的官方意见和上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西医论战中，中医已处于将被西医替代或兼容的难堪境地了。此时此刻，胡适却以世界哲学与科学体系的眼光来观察中医。

胡适所强调的这种学术态度，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中性”地看待历史、“中性”地对待中医，既不能把古代文明成果当做万古不移的神明供奉起来而不求进步，也不能把古代的传统文明与文化一股脑扔进垃圾堆而一棒打杀。现代人以科学理论为基础来评判说这个不先进、那个很落后，但这种评判的客观性是否具有百分百的“科学精神”，胡适为此作出了辩证性的思索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