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明显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开始朝有利于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的方向变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以不变价格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达2.67∶1的峰值后，逐年缩小至2014年的2.40∶1，与此同时，全国基尼系数从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为2014年的0.47。

相反，如果过分强调需求侧因素，应对政策就可能更多地青睐采取刺激手段。诚然，在新常态下，传统增长源泉以一种急速的方式弱化，而新增长动力并不会自然而然产生，需要一定的时间培养。为了避免过急过陡的增速下滑，避免经济波动和社会冲击，宏观经济政策保持适度宽松，以维持经济减速的平滑性是需要的。然而，一旦实行超过“补短板”限度的强刺激，试图使实际增长率长期处在潜在增长率之上，则会加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还会积累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

记者：最近，穆迪分析人员泰勒表示，中国确立并寻求的改革、增长和金融稳定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终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放弃其中一个。真的存在这样一个“不可能三角”吗？我国正在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对改革增长稳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蔡昉：穆迪分析人员之所以把三个目标割裂开，赋予其彼此独立且对立的性质，也是由于因循了流行的观察视角和方法，即把中国经济减速看成周期性现象，把宏观经济刺激看成保增长的不二手段，因而未能抓住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本质。

一旦我们从供给侧观察现象、分析问题和寻找出路，就会发现，改革、增长和稳定三者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学上最稳定的结构一样，从供给侧入手，正确选择结构性改革方向和优先领域、分寸恰当并精准地推进这些改革，既可直接达到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又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性质，可以从其目标即提高潜在增长率来理解。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改革，即属于此类改革，应该放在改革日程的优先位置。例如，在劳动力总规模不再增长的情况下，提高劳动参与率是今后一个时期扩大劳动力供给的重要选择。我们的分析表明，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为潜在增长率赢得0.88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可以赢得0.99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

能够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改革，包括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着眼于降低企业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从体制上拆除不利于竞争的进入和退出障碍等等。由于这类改革着眼于供给侧，无须过度倚重需求侧的刺激政策，降低了金融风险，因此可以打破穆迪臆想出来的这个所谓的改革、增长和稳定“不可能三角”。（经济日报记者 马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