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加强社会安全工作，必须改变小而精的反恐思路，发展全社会共防、联防的反恐体系。冷战结束以来，欧洲诸国的国家权力一直受到其市民社会持续而坚决的限制。虽然从文明的角度来讲，这是权力被关在了笼子里，但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讲，有限的政府权力、政府资源难以面对日益增多的野蛮挑战。现代社会的安全已经离不开社会与国家的全面合作，那种将国家安全工作与社会自由相对立的自由主义的教条观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自由的威胁。如果一个国家的反恐仍然停留在少数国家工作人员在有限资源支持下孤军奋战的局面，那么一些缺乏爱国公民精神的大众就终究会成为自己冷漠的受害者。

其三，网络中的言论自由，必须服从于社会安全的需求。欧洲的悲剧在于，当国家机器为扑灭恐怖袭击的威胁疲于奔命时，网络中的极端言论却正在源源不断地制造着新的威胁。今天欧洲的威胁，与其说是境外恐怖组织的渗透，不如说是在自己国境、互联网之中，孵化出的自我毁灭者。在今天中国的网络中，各种极端主义思想，或者打着反对极端主义思想旗号的极端主义思想同样泛滥成灾。中国社会有必要对此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

其四，社会安全形势的改善，不能忽视边缘群体的实际困难。欧洲反恐之所以越反越恐，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在欧洲的社会里，大量的少数群体由于经济、文化上的弱势地位而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这种相对隔离的状态最终催生出与主流社会隔绝的平行社会。如果说第一代少数族裔由于移民的身份还甘愿接受这种弱势地位的话，那么第二代、第三代少数族裔则很难心平气和地生活在平行社会之中。无法抑制的愤怒与无路可走的困顿，往往是滋生极端主义的土壤，在欧洲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中国社会要毫不犹豫地打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更要努力地消除滋生极端主义的贫穷与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