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3月14日电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正在召开。作为“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医改话题在今年的全国两会舆论场里多了几分厚重。期间，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提倡“团队医疗”，马化腾代表和郭广昌委员关于“运用互联网技术推进分级诊疗”的建议和关于“乌镇互联网医院”的提案，让互联网医疗话题引发广泛关注。

3月8日晚，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国际医院院长陈仲强，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中心主任杨金生，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与微医集团董事长兼CEO廖杰远做客人民政协网《委员会客厅》两会访谈节目，就“‘互联网+’助力分级诊疗构建”进行了热烈讨论。

综合因素导致分级诊疗建立难

问：分级诊疗是今年全国两会医药领域的一个热词。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今年要在70%左右的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十三五”规划草案也提出，未来5年要全面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朱恒鹏主任能否介绍一下，我国分级诊疗的现状、存在的问题？

朱恒鹏：早在2009年的新医改方案中就提到了“分级诊疗”这个词，近两年开始热起来，目前做得不太好，所以大家的议论比较多。

分级诊疗，简单讲就是不同的医疗机构之间各有分工，一般的小病、常见病、多发病在社区或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看，二级医院承担一些住院和一般的重病业务，疑难杂症、危急重症由三甲医院来治疗。但是2009年以后，出现了一个明显倾向，越来越多的患者都涌向了三级医院，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三甲医院。现在三甲医院住院人次占全市住院人次的比例，由过去的50%左右涨到了70%，有些沿海城市三级医院的住院人次甚至占到了85%。门诊也存在这种趋势，比如像北京超过64%的门急诊流向了医院，其中50%左右去了三级医院，社区医院的门诊人次不到40%。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镇江考察时指出，一些大医院始终处于“战时状态”，确实如此。

现在有一个通行的说法，就是三甲医院“通吃”———患者、医疗费用、医保资金，当然还有优秀医生，这是对现在分级诊疗不尽如人意的一个比较通俗的描述。

问：陈委员一直担任北京三甲医院的院长，对分级诊疗存在的问题和三甲医院人满为患的情况感受深刻，谈谈您的看法。

陈仲强：说到分级诊疗，过去我们国家是有的，原来叫“三联单制度”，后来随着医改的推进，这种制度放开了，患者可以选医院，再加上全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水平差距比较大，导致更多的患者流向了大医院。

国外分级诊疗制度由来已久，除了建立较早、有历史传承以外，很重要的是有制度上的保障?；颊咭欢ㄒ屑彝ヒ缴淖锏?，才能到上级医院或者专科医院治疗，否则不能报销。这种制度约束使居民形成了一个首诊在社区、大病转大医院的就医习惯。如果患者直接到大医院就诊，就要自己掏钱，花费是很昂贵的。

我们国家让患者自己选择医院，选择医生，甚至可以点名手术，本来想让大家享受更好的服务，却出现了“看病难”。这些年虽然大医院加强了管理、改善了服务流程，但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再加上公立医院发展很快，和社区医院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驱动患者更多地涌向大医院，大医院看病难就不奇怪了。自2007年我就一直在呼吁建立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体系，后来政府也提出了明确的方案，但是实施的不太好。

问：有人说，发达国家在市场化的体制下，看病是最有计划的。我国曾经实施过计划经济体制，但在看病方面，现在却是最自由的。杨委员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杨金生：这里有一个医保制度的问题。2007年我在原卫生部讨论医改方案时就说过，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是解决看病贵问题的，谁出钱谁就应该制定看病流程。

现在，医保由人社部管，可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制度由国家卫计委制定，买单的和管理的不是一家，问题就来了。到了大医院主任医生和主治医生的治疗费、手术费是一样的，在报销上也体现不出来差异，患者为什么不看主任医生，却看主治医生？

老百姓都有这样一个心理，再小的病也是大事。而且基层医疗网底破了，老百姓对基层医生的水平不信任，所以有病就到大医院。

当然，这和大环境也有关系，人们的收入提高了，对健康更重视了；客观上交通的改善和信息的发达，人们到城里看病也更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