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们采取公开信的方式举报院长，院长被免职后教授们认为仅仅免职是不够的，他还存在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应当继续深入调查，您认为教授们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是否妥当？

项贤明：采用公开信的方式也反映了我们现在确实没有一个其他更便捷、更有效的渠道来举报。加上这些老师们可能内心也有其他的顾虑，愿意把这个事情公开出来。公开出来的好处就是能接受舆论的监督，他们也觉得更有保障了。

这本身也反映了，确实我们在反腐败方面要注意到怎么样更好地发挥社会各个阶层的监督作用，包括发挥媒体的作用，所以说不能评价这些老师这种方式本身是对还是错，而是要看将来我们能不能有更好的制度能够让这种意见正常地、很好地表达出来，而且没有顾虑地表达出来，这是很重要的。

至于这个院长还有没有违法乱纪其他问题，那应该由司法来解决。将来应该更好地建立一个制度，就是谁到哪去举报，应该采取什么样一个公开的程序，怎么去调查，怎么去保证第三方调查的公正性，司法官员的独立性、公正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您谈到高校要解决腐败问题，很重要的一支力量是教授能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民主的监督促使高校的腐败最大程度地解决，您认为这会不会成为以后高校反腐和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办法？

项贤明：很难做出这样的预测，但是从眼前来看我们国家建设法治社会，各个高校也在建立自己的大学章程，从目前的状况推测，将来应该是在大学章程下面，进一步建立各种规章，这些规章应该在大学治理中起更大的作用，不只是发挥教授的作用。

教授只是大学中的一部分，教授本身也需要监督，要通过制度让大学里各种力量都能够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建设法制社会、建设法制国家这个理想能实现的话，那我认为腐败的问题是能解决的。如果这个理想要落空的话，仅仅靠这种运动式的打击，眼前会起到作用，长远来看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您认为随着巡视的深入，会不会还有更多的高校领导的问题暴露出来？

项贤明：从目前情况来看，可能后面还会有，很难说就没有了，问题大小而已，因为我们经历了那么长时间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状态，权力一旦失范，就很容易去寻租，很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本身也是党和国家采取巡视这样一种果断手段的依据。如果没有这样普遍的腐败，就不会开展这样大规模的严厉打击行动。

前段时间还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就是一个教授在借用别人实验室的时候占用了别人的研究成果，抢先将论文发表，您听过这个事吗？

项贤明：这是个学术规范问题，应该讲它本身也是种腐败。这个问题也很复杂，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是对学术的评价过于急功近利，只讲数量不求质量，数论文标题来论功行赏，导致知识分子急于想获得成功，而科研是要有耐心的，甚至有的时候成果是偶然得来的。一方面是知识分子急于求成，另外一方面是过度的评价，包括用人才项目来引起竞争，就导致了同行之间这种关系很紧张，所以随便去侵吞别人的研究成果的事情很容易就发生了。

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首先我们要建立更加严格的学术规范，这种学术规范不能仅仅对现有的教授，而是从研究生开始就要进行教育，就让每个人知道。在西方大学，作为学生首先要签一个协议，保证所有的课业，除非老师特殊要求，都是自己的成果。签字承诺以后，一旦发生任何事情，后果是很严重的，一般来说遇到这样的问题会终身禁入。目前在中国高校我还没看到过一例因抄袭问题受到这么严厉处罚的，有些人已经抄袭的引起国际影响了，照样当大学教授，这个对未来是起不到什么震慑作用的，我觉得有必要严厉的进行处分。

现在这个问题很严重，包括我们有很多的老师为了在评估方面获得比较高的评分，通过缴纳各种费用去发文章，甚至花钱去贿赂杂志的编辑和评委，这确实是另外一种腐败。我们在打击经济腐败的同时，也要注意这种腐败，这种腐败对于我们国家的创造性能力会起到非常大的腐蚀作用，对国家的损害丝毫不亚于那些官员们的腐败。

我们注意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对院长的举报还包括他利用公权力评教授、上职称，包括他本身不是博士但还去当博士生导师等等，这也是一种学术失范的行为吧？

项贤明：那当然是，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悲哀。在很多西方国家，不要说你没有博士学位，即便你拿的不是学术博士(PhD)，你要带博士生也要和另外一个有PhD的教授联合才行，因为你受的训练不是学术研究的训练。这本身也反映了我们高校的治理方式出问题了。

为什么我刚才强调要发挥教授在大学治理中的作用，因为行政权力已经在我们中国高校中间形成了绝对垄断的地位，学术的权力已经式微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状态了，包括我们设置什么专业，应该怎么去开课，课时学分的分配，甚至包括教学方式、教学计划，都是由学校行政部门说了算的。这里有很大的问题，因为高校里面每个专业都不一样，很难拿行政的方法来整齐划一的定一个标准，这已经对教学科研形成很大的影响了。

现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举报院长本身不是一个学术人才，是由行政官员逐步晋升的，包括有媒体报道中国传媒大学的校长不是学术人才。您认为在高校这样一个学术氛围浓厚、专业性比较强的地方，应当选学术性人才当校长，还是行政人士？

项贤明：作为一个大学的领导人，他是一个好的学者是很好的，但并不是必须的条件。西方大学一般通过董事会去聘任校长，当然不能是外行，但更多的是看重在大学的长远规划战略方面的眼光，特别是在争取大学发展资源方面拥有什么样的能力。

他们为什么不会出问题呢？很简单，他对校长的权力限制是很厉害的，校长只能在学校发展上起作用，至于学术上的事情，你是否有资格带博士生，能不能当教授，那也不是你个人说了算的。他们通过制度的设计成功地将校长的权力限定在有限的范围内，而我们无论是校长还是院长，在他那一亩三分地，那他简直就是国王，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刚才讲，真的是要改变我们的大学治理方式，教育部推动全国高校来制定大学章程，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后面要紧跟着做更多的工作，要想办法在章程下面建立更多的细致的规章，来使大学本身的治理慢慢走上一个法制的轨道。

那您觉得对于大学校长的聘任，教师是不是应当也有一定的发言权？

项贤明：在西方不仅是教师、学生都有。西方很多大学规定学生会主席是校董会的当然成员，他也有一票，但我们长期以来，大学校长从民国时期开始就是由政府任命的，是一个政府官员。随着官本位文化愈演愈烈，所以现在才会出现大学有副部级、正司级这样的区别。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法治社会的建设，希望情况能慢慢会变好。(见习记者 康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