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中旬，山东寿光警方接到一名男子报警称，自己和20多名同伴被一个团伙控制拘禁。报案人说，“一家中介公司介绍说去拔萝卜，一天三百日结。确实是拔萝卜，但没想到把我们这帮人控制起来了。不让出去乱跑，打人，干不好就打?！?/p>

尽管故事的传播中套用了不太符合真实历史的“周扒皮”噱头，意在传递出压榨、逼迫务工人员劳作的信息，但从新闻简短的叙述中，似乎事情并非只是压榨那么简单，拘禁与强迫劳动的细节，与此前山西黑砖窑事件如出一辙。

个中对劳动者尊严与权利的侵害，已经无需多问。可当事件发生在一个并非完全与世隔绝的村子里时，人们不禁要问，附近的基层干部难道对此事完全不知情吗？按照常识，这在乡村熟人社会里，基本是不可能发生的吧。

当然，有干部可能因嫌疑人跟自己有着亲属或者邻里关系而不好意思举报。然而，事实却是：以边某为首的八名嫌疑人中，有5人来自黑龙江、一人来自吉林、还有一人来自河北、一人来自威海。换言之，他们是当地的“外来户”，跟当地村民非亲非故，当地基层干部没必要庇护他们。而之所以几个外地人能够在这个地方“为非作歹”，这除了说明当地的基层治安治理、行政管理失效之外，难免让人产生“周扒皮”与当地基层干部达成了某种“默契”的联想。这是查获“周扒皮”之后，仍需追查的问题。

事实上，出现一个当代版的“周扒皮”，或者是农民工被骗进黑砖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出现“周扒皮”、黑砖窑的土壤得不到净化，以至于按下葫芦起了瓢。也正由此，现代“周扒皮”事件的责任追问，不能仅仅停留在嫌疑人的法律责任，还应当反思基层治理的失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基层治理对村务监督、安全监管与社会秩序维护流于表面？

□马想斌（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