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名买的火车票丢了被要求全价补票”一事备受关注，浙江大学本科生陈绘衣将昆明铁路局诉至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7日，双方在法院调解下达成和解，昆明铁路局在核实情况的基础上，基于个案考虑，向陈绘衣退还全价补票款。（11月29日山东商报）

个案已经达成和解，但结果却难言乐观。对于起诉的大学生来说，虽然讨回了所补的票价，但是公正似乎有些迟到，而且她付出了时间、精力等诸多成本，并且没有得到任何额外的赔偿。对于围观此事的公众来说，更是难免有所失落，因为他们期待的实名制车票真正实名化，真正惠及自身的愿望，似乎还没有达成共识——铁路部门是基于个案考虑才作出的和解。这就意味着，以后发生类似的事情，要不要补票，是否能讨回票钱，是否一定要走司法的程序，还不得而知。这显然不是一个让人乐观的结果。

个案的和解不是没有意义，前提是，是否能够举一反三，是否能够以个案为契机，真正推进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如此，通过个案纠错和反思，共识就可以达成，就可以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避免类似问题再发生。这才是人们所期待的结果。如果，对于个案的处理只是基于个案，只是局限于对个案特殊性的关注，反而忽视了个案反映的普遍性问题，那么所谓的举一反三就不存在，所谓的下不为例就是一句空话。当类似问题再次发生时，能得到如何解决，将完全取决于具体的部门和个体。那时，即便个案可以得到解决，也将走过一个重复的过程，这在无形中增加了个体维护权益的成本和难度。

具体到大学生起诉铁路部门也是如此。虽然，人们迫切希望看到个案可以得到圆满解决，看到大学生的权益可以得到维护；但是，人们更加期待这个个案的处理可以成为一个范例，可以形成一个共识——在实名制实施后，在可以核实信息的基础上，就没有必要取票、补票了。这个共识，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完全可以实现；这个共识，根本不算是一个过分的要求。很多地方，只需要刷身份证就可以乘坐高铁了；有身份证，有购票信息，怎么还不能证明已经购票，怎么还需要补票呢？这显然违背了常理，让人感觉被刁难。

当然，当事的乘务员可以解释：这是为了有人逃票。如果有人把所购买之票送人，而自己拿身份证上车，不就存在逃票行为了吗？话可以这么说，但是不是真的存在这样的逃票，却是个问号。铁路部门统计过类似逃票现象吗？而且，没有车票跟逃票是两个概念，在发现没有车票后，乘务员为什么不查验乘客是否已经购票呢？这根本不难。很多高铁的乘务员都有手持的验证仪器，只要插入身份证，是否购票一目了然。即便，该乘务员手中没有仪器，身份证与手机短信还不足以证明乘客购票吗？遗憾的是，乘务员满脑子都是逃票的“有罪推定”。

退一步说，补票也就补了，自认倒霉便是。为何在可以核实信息时，又拒绝退费呢？新闻中，女大学生的遭遇是：到站后，她向昆明站工作人员、昆明铁路局反映，希望退回补票款，被告知“这是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规定，无法退款”。这显然是一种霸王条款——当乘客已经证明了身份之后，所补之票款当然应该在第一时间退回；怎么能以所谓的规定之名，要求乘客购买两次车票呢？如果女大学在到站后顺利地退回了钱，说不定就没有了状告铁路部门的举动。难道铁路部门不知道自己为何成为被告？

当女大学生将铁路部门告上法院时，人们期待的结果是，双方达成实名制丢票不用补票，或者补票后可以顺利退票的共识。如果这个共识达成，积聚的舆情就可以得到释放，女大学生起诉铁路部门的意义也将呈现；如果这个共识没有达成，女大学生的起诉就只是艰难地维护了自己的权益而已，根本没有形成广泛的示范效应，更难以保证类似的情形可以得到妥善解决。此时，公众能有怎样的感受？恐怕只能是，所谓的和解其实是双方的“息事宁人”。（乾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