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使“计划生育”这一话题再次成为公众舆论关注的焦点。提到“计划生育”，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马寅初，往往想不到在马寅初同时期，还有一位有识之士与他一起为人口控制鼓与呼。这个人就是邵力子。

　　上个世纪20年代，邵力子就提出中国要控制人口的思想，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少有的几个最早提出并倡导计划生育的有识之士。

　　在政治决策场合提出计划生育

　　说起计划生育，谁都知道这里有马寅初的功劳，正是因为他的刚直不阿，坚持真理，才使控制人口最终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但许多人都不知道，是邵力子“催产”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邵力子是新中国之初少有的几个最早提出并倡导计划生育的有识之士，而且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提出中国要控制人口的思想。

　　1951年，邵力子回到故乡浙江探亲、搞调查，见到家乡进入和平生产之中，村民安居乐业，相处和睦，他十分高兴，但在袅袅炊烟的乡村生活景色之中，满地奔跑的幼孩之众多，使邵力子在欢喜之中沉思。他对陪同前往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实际上，中国的可耕地并不多，中国是地少人多，现在中国是四亿人口，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人口不加控制，生产又跟不上的话，国家要在短期内摆脱贫困就不太可能，国家难以富强起来，人民就难以较快地富裕起来。

　　一年之前，也就是1950年初，邵力子同当时的卫生部长有过一次促膝长谈，邵力子对“光荣妈妈”这样的号召有了忧虑，战争需要大量生产人口，但经济建设却会因为人口的超速发展而不胜负担，邵力子明确提出了要控制人口的主张，他说：“中国的生产落后，而人口的发展太快，是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如不防患于未然，采取计划措施，加以控制的话，则不仅影响建设，同时也影响民生，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

　　邵力子对人口的快速增长十分关注，在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他提出了计划生育的观点，这是第一次有人在政治决策场合提出计划生育观点，可以说，邵力子是提出计划生育观念的第一人。他说：“避孕要求不要限制，医生对生育多的妇女应同意施行避孕手术。”

　　切身感受妇女的痛苦和恐惧

　　早在1921年，邵力子在《民国日报》当主编时，就积极提倡计划生育，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全文发表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婚姻律》，把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宣传。

　　1922年5月，邵力子在由中共党员向警予主编的《妇女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生育节制释疑》一文，介绍计划生育主张，他写道：“女子在23岁前不便生育，结婚未经两三年不便生育。”他提出：“生育节制果要实行，我以为必须与节欲同时做起。”他同时提出，要加强节育技术的研究，“尽可能用科学的功夫去发明”。

　　邵力子提出这样的观念，与他切身感受到过多生育给妇女造成的痛苦和恐惧有直接关系。他的母亲30岁时嫁给了他的父亲，当年生了一个孩子，两年后又生了一个。由于经历了生产过程的痛苦，她决定不再生孩子，但当时又没有可行的避孕方法，从32岁那年，邵力子的母亲就与父亲分居，一直分居了10多年，到绝经为止。这是非常折磨人的痛苦事。邵力子本人与前妻结婚后，隔两年就生一个孩子，在她怀上第6胎时，她的痛苦无以名状，苦苦央求邵力子想办法让她打胎，邵力子找遍当时各大医院，就是没有一个医生敢做这样的手术，后来，她想通过奔跑让自己流产。最终，胎儿是流掉了，人也因为大出血而死了。

　　这痛苦的一幕幕，经常浮现在邵力子的眼前。

　　“枕边风”常吹计划生育

　　邵力子关注计划生育，也与他夫人的工作有关。1950年，他的夫人傅学文担任了中华妇女节制生育会北京分会的会长，“枕边风”吹来的大都是提倡计划生育之事。这正合邵力子的心意，于是，他把以前研讨过的列宁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又找了出来，在认真研讨的过程中，把自己过去就倡导节制生育的主张，提高、充实、发展为“计划生育”的科学概念。

　　1954年9月17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主题发言，这是他第二次在重大政治会议上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自己观点鲜明的意见。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重重的环境里，人口应有限度，应该得到控制，否则后患无穷。控制的办法就是科学的医学手段，要大力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等措施，并且还应当从实际上指导并供给有关避孕的方法和药物。”

　　同年12月19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长文，指出避孕措施是近代科学产物之一，并从为了母亲们的身心健康和为了青年男女的幸福生活等方面，深入阐述避孕节育的必要，这对当时旧观念较浓的“多子多福”、“人多好办事”等思想，是一次有力的冲击，并显示了邵力子的足智远见。

　　“人口的生长，不得了”

　　要全力推进计划生育，邵力子感到孤掌难鸣，当时百事待举，头绪颇多，兴奋点不可能关注到这事上来，一个人来说这事恐怕形成不了气势，他想到了马寅初。

　　马寅初与邵力子是浙江绍兴同乡。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马寅初3次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回浙江搞调查，几乎走遍了浙江，每次都是一口气要跑10多个县市。他除了关心农业生产，最主要关心探问的就是人口问题，找当地干部和老农座谈，了解人口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有时，他直接“闯”进农民的家中，对人口的高速密集出生有了更多的忧虑。

　　他在第3次回浙江调查时，到一个远房亲戚马本纳家去访问，结果，大吃一惊，这个亲戚已经有了6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靠救济度日。也就是这个亲戚的情景，使马寅初明确了人口按几何级数生长的“原理”，他对马本纳说：“人口的生长，不得了，不控制怎么行，你想想看，我们的祖父是一个人，到我们第二代就是5兄弟两姐妹，一人成了7人，到了你们第3代，是29人，再到了你的儿子辈，是第4代，现在是七十五六个，这人口的增长速度和倍数是多么惊人。”

　　1955年春天，邵力子约了卫生部长李德全去拜访马寅初，商谈计划生育之事，还没等邵力子、李德全说完，马寅初已经抑制不住了，快人快语地说：“我以人大代表的身份，3次去浙江视察，调查浙江人口增长的情况。经我的调查，浙江每年的人口增长率平均是25‰至30‰，有的地方甚至高达50‰。”马寅初长得敦厚，倒像是北方人，性格也率真，他拿起桌上的材料，一边翻着数据，一边激动地对两位来客说：“其实，这样严重的人口形势，不是浙江一省的现象，全国几乎都是这样的。我的调查证实，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实在是太高了，几乎就是失控，每年都要增长22‰以上，甚至可能接近30‰，这就是说中国每年净增人口已经达1300万之多。如果以保守的每年30‰来推算，1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将达8亿多，15年后将达9.8亿，50年后将增加到26亿，这个数字是惊人的。”

　　邵力子表示同意，说，“我们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如果我们不对人口的增长采取措施，任其自然，后果不堪设想，将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困难，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就不能很快地提高，新中国将会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发展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马寅初忧心忡忡地说，“现在的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中国人口多，土地少，人口像现在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简直是不得了，生产跟不上的话，国家不可能富强起来！这是一个迫在眉睫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邵力子的来意就是这个，马老是经济学家，如果将几次去浙江调查的材料，写成含有学术思考的报告，由此提出计划生育主张，会更具有说服力，引起决策者的重视。马寅初听了邵力子的设想，连声说，“对，我得将材料整理出来，写成一个有说服力的著作，在人大会议上正式提出在中国必须控制人口发展的主张！”

　　邵力子的来访，使马寅初深受鼓舞，马寅初知道邵力子是中国最早提倡计划生育的有识之士，在近来的多个场合也公开呼吁控制人口。马寅初决心集中精力、集中时间，将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理论建立起来。他焚膏继晷，撰写专著《新人口论》，这部书稿指出，我国人口增殖太快，与此相应的是我国的经济发展资金积累不够快，拖累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不仅要控制人口的数量，而且要提高人口的质量，必须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为此，国家要进行人口普查，制定切合实际的人口政策；要提倡晚婚、避孕，实行计划生育；政府要有具体措施干涉生育等。

　　与马寅初观点“不谋而合”

　　马寅初的许多观点，与邵力子“不谋而合”，正是邵力子以前一直坚持的观点：第一，要正确处理计划经济与计划生育的关系，两者必须相统一。马寅初说，我们现在有计划经济，同时也应该有计划生育。邵力子说，生长在科学时代的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预订计划，按照计划办事，生儿育女是人生大事，应有计划，应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第二，要正确处理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的关系，两者必须相适应。马寅初说，必须实行以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的数量为基本内容的人口政策。邵力子主张，一方面要少生，另一方面要优生；第三，要正确处理人口的两重性，马寅初和邵力子几乎完全一致，人口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生育子女不仅仅是私人的事，而且是社会的事；第四，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关系应该相互协调，马寅初认为，积累资金最快的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需要控制人口。邵力子认为，人口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仅要使人口发展同有计划的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相适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同生产资料的增长相适应，而且要使人口的总数同消费资料总数相适应，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著作写好后，马寅初送给邵力子征求意见，邵力子拍案称好，并建议他一方面公开出版，一方面将论著中的精华提炼出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一次专门的书面发言。

　　马寅初认为这样两方面同步操作很好，有利于提高人们对计划生育的认识，于是，他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正式提交了计划生育的建议案《中国的人口非控制不可》。

　　马寅初的建议案一石激起千层浪，得到了广泛的回应，大家都称赞他的看法有道理，人口问题是到了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地步了。他还被请进了中南海紫光阁，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作了专题发言《控制人口问题》。马老讲得有理有据，也很动情，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马寅初的发言。

　　“实行计划生育越快越好”

　　1957年3月，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邵力子专门就计划生育问题作了发言，他表示赞同马寅初提出的观点，强调说：现代的人，在生活、工作、学习各方面都要有计划，在生育方面也更应有计划。他还表态反对当时卫生部严格限制人工流产的规定，他指出：“不赞成用法令或权力限制人工流产”，建议修改《婚姻法》推迟结婚年龄，建议在农村宣传节育，推广持久性的避孕措施。

　　在1957年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邵力子立即起而响应，他说：“马寅初代表发表了一篇《新人口论》，也可以说是系统地提出了人口的控制论，他从多个方面论证了在我国实行对人口控制的必要性，他由此提出的‘计划生育’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见，我认为，实行计划生育越快越好，希望全国各级领导认真提倡，把宣传节育列入农村工作重要事项；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每年两次视察，到农村去，到基层去，把节育工作作为视察项目，并对农村广泛宣传节育避孕和晚婚的好处。”

　　邵力子逢人便宣传《新人口论》，他总是说，马老的人口理论，很有道理，很有价值，很好。

　　与此同时，邵力子自费铅印了一批名为《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宣传册子，到处颁送亲友，他有伸出一个手指的习惯动作，他的亲戚都知道，他伸出手指时会笑着对年轻的育龄夫妇说：“只要生一个就够了，再不要多生了。”

　　马寅初何罪之有

　　风云突变，反“右”突起，对马寅初的批判铺天盖地而来，邵力子也与马寅初“如出一辙”，因宣传计划生育而受非难。在批判马寅初最剧烈的时期，有人就说要揪出马寅初背后的人，也有人点名道姓，说邵力子也是马尔萨斯。邵力子据理力争，对这些攻击予以还击，他说：马寅初何罪之有？我邵力子怎么是马尔萨斯？

　　他在一次会议上，光明磊落地说：“新马尔萨斯主义，是利用科学的避孕方法来宣扬反科学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现代的新马尔萨斯者，甚至大吹大擂地宣传战争，鼓吹法西斯思想，所以它是极端反动的，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倒洗澡水把孩子一块倒掉，因为马尔萨斯主义利用节育避孕来宣传反动理论，我们便不敢提倡节育避孕。（其实）敌我界线很是分明，他们不重视人，不重视劳动，我们承认人最宝贵，劳动创造一切财富；他们否定一切社会变革，我们要认识世界进而改造世界；他们歌颂战争，我们拥护和平。我们和新马尔萨斯的差别是很清楚的。”

　　在当时的气氛下，邵力子不可能公开在会议上为计划生育疾呼，但他没有气馁，利用下基层搞调查研究的机会，向基层干部宣传计划生育的好处。

　　1962年，在政协一次医药卫生组听取医学专家谈节育的座谈会上，邵力子又一次疾呼计划生育，当时已年过八旬的他动情地说：“想听计划生育报告的人恐怕不止今天到会的人。男同志也许认为生男育女是女同志的事，我认为不单是女同志的事，假如知道生男生女的辛苦，有了计划生育的办法而不采用就不对头了。我把我的想法同毛主席、周总理都说过，1957年毛主席在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时还讲，生育的无政府状态是很危险的。早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周总理也说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但是，从1958年以后就不再提计划生育了。假如这几年少生些孩子，国家的粮食就没有那么困难了。”

　　在这次会议上，邵力子建议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组应该在这方面继续努力做工作。

　　“这件事，邵力老有一功”

　　邵力子坚持不懈宣传计划生育，得到周总理的肯定，1965年3月，周总理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常委会上指示医药卫生组要加强计划生育的调研工作，他特别指指在场的邵力子，说：“这件事，邵力老有一功。”

　　1955年春天，印度大使馆邀请周总理出席鸡尾酒会，周总理邀请邵力子、马寅初等民主人士一道参加，宴会中，邵力子对印度大使说：“印度人口增长太快，应加以控制。”马寅初接着也说：“印度人口要控制，中国人口也要控制。”邵力子点头，接着说：“中国人口有多少？说是5.7亿，实际上已经达到7亿，中国若不控制人口，将来不得了。”

　　周总理在一边听着二老与印度大使谈人口，没有急于表态，只是等谈话快结束时，他对三人说：“你们谈的是国家大事，我们国家如果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邵力子、马寅初不断地提出计划生育，并向周总理多次真诚陈述，希望党和国家为此尽快制定政策，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初，经济的长期徘徊和人口的猛增，大量知青无工作可做，城市待不下去了，才使计划生育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中央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

　　这时，已是邵力子、马寅初提出计划生育意见20年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