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处甘肃省东南的清水县县档案馆中，收藏着邵力子寄给清水县一个叫汪济康的人的3封信。

　　汪济康是清水县永清镇义坊村人，1934年在北平华北大学毕业后返回清水县从事教育工作，当过督学、教育科长，后经商布匹生意，兼任县商会会长。民国时期，清水县地处偏远，在这里生活、工作的汪济康并非“名士贵人”，和邵力子也并非亲朋好友，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地方小官”罢了。而邵力子身居要职，公务繁忙，何以屡屡会给汪济康写信呢？

　　邵力子在给汪济康的第一封信中，主要是谈“恐难多助”。据知情者回忆：汪济康当年赴北平求学，途经西安时财物被盗。在问题解决无望的情况下，汪济康只得直接给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写信，诉说自己的困难，希望能得到帮助。本来汪济康也没抱什么希望，谁知邵力子收到信后，立即给了他回信，还约见了汪济康，并资助50块大洋。

　　第二封信的内容，是邵力子对汪济康针对时局发表看法的回答。在信中，邵力子对汪济康提到的“末流之弊”表示认同，对汪的“识解”也予以高度评价，并教导汪济康“新陈递代”应该“渐臻极轨”，同时勉励汪“倘能及时努力，不愁效用无所”。

　　第三封信的写成时间距第二封信已有10年。当时正值抗战时期，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任秘书长”。信的内容是邵力子对于汪济康观点的回应。在信中，邵力子肯定汪济康提出的“尚德”之论。并坦率地告诉汪济康，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也经常“以有所不为自励”，因为“有所为”，被“精力就衰与环境”所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