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二环附近一间不大的公寓内，叶廷芳一边研究着新拆封的助听器，一边笑言“一见电子产品就畏惧”。

　　虽已年近耄耋，双耳听力明显下降，又有糖尿病的困扰，但叶廷芳从未停下工作的脚步。他刚出差回京，在家中接受采访，仍身着整洁的条纹衬衫与笔挺的西裤，使人感受到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持。

　　阳光投射在铺满整面墙壁的白色书架上，照亮叶廷芳大半生的积累与成果：文物、建筑、哲学、美学……而这一切的发端，都要追溯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叶廷芳与以卡夫卡、迪伦马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德语文学的结缘。

20世纪60年代的叶廷芳

　　结 缘

　　1978年，叶廷芳在国内率先翻译了迪伦马特的戏剧代表作之一《物理学家》。

　　叶廷芳与德语文学的结缘，由来已久。

　　1961年，刚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毕业的叶廷芳留任助教，三年后，又随恩师冯至从北大调任社科院外文所。

　　在外文所，叶廷芳第一次从内部发行刊物上读到了在当时被视为“毒草”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这中间就包括卡夫卡和迪伦马特。

　　“我看了这些‘颓废派’作品，觉得它们并不颓废啊，里头甚至还有些很健康的东西。”对当时主流定性的怀疑，促使叶廷芳萌发了翻译、研究现代派作品的念头。

　　“文革”结束恢复工作以后，爱好诗歌的叶廷芳曾一度将德国诗人海涅作为研究重点，拟定了一份详细的提纲，请时任外文所所长的冯至给予指点。

　　冯至浏览提纲后，向叶廷芳传达了一个令他耳目一新的信息：时任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希望研究人员能研究一些新鲜的、没有研究过的问题，不要总是做“研究的研究、死人的研究”。

　　火花在叶廷芳的头脑中瞬间点燃：“卡夫卡、迪伦马特对于大家来说不是比较生疏吗？大家对他们的作品甚至还有误解。”他思忖再三，决定放弃从少年时代就钟情的诗歌领域，转而关注小说与戏剧。

　　1978年，叶廷芳在国内率先翻译了迪伦马特的戏剧代表作之一《物理学家》，很快被上海的《外国文艺》发表,并迅速被上海戏剧学院采用，交给表演系毕业班排练、演出，引发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应。

　　而作为曾经的内部发行材料，卡夫卡的《变形记》已有了一个现成的李文俊译本，还需配介绍。叶廷芳花费两个月时间，洋洋洒洒挥就一万多字，将介绍与小说一起，发表在1979年的《世界文学》第一期上。

　　那时的《世界文学》刚刚复刊不久，发行量多达三十万份。叶廷芳的介绍立足于对卡夫卡的肯定，使许多人意识到过去饱受批判的现代派并非一无是处，因而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但是，刚从“文革”中走出的社会“病去如抽丝”，许多亟待转变的观念尚需时日才能回到正轨。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强调对现代派的研究要着重于艺术借鉴，对思想方面要慎重。

　　为此，叶廷芳又从美学角度出发，在《文艺研究》上发表了《西方现代艺术的探险者——论卡夫卡的艺术特征》一文，再次收获好评。他说：“这篇文章至少让人感觉到卡夫卡是一位严肃的作家，所以并没有像我估计的那样至少会受到一部分人的批评。”

　　经此一试，叶廷芳“胆子就大起来了”，开始将卡夫卡的作品向思想层面、存在主义哲学层面联系，并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不断致力于德语文学的研究与翻译工作，后来还接任了冯至先生首创的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一职。

叶廷芳与保罗·安德鲁在一起

　　共 振

　　叶廷芳认为自己与卡夫卡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层面，而是更深层次的“精神相遇”，是生命体验的一种“共振”。

　　悖谬、异化、陌生感、荒诞感、恐惧感、负罪感、重新审察世界、为艺术献身……作为国内卡夫卡研究的先行者，谈及他，叶廷芳总是娓娓道来。

　　叶廷芳认为，卡夫卡艺术上的深刻不仅在于敏感地觉察到了20世纪之后世界文学与哲学的潮流和走向，更在于怀揣着自身的负疚意识，写出了人性当中的多重可能。而后者，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所缺乏的。

　　以文为媒，叶廷芳跨越时间与空间，不断尝试去接近和理解卡夫卡，而对卡夫卡的研究，也为叶廷芳认识和解释世界提供了思想上的导引。

　　“比如说《城堡》里面，主人公在村子里居住，需要居住证，就想办法通过各种关系去获得。很简单的一件事，就这样写了二三十万字，全是生活的‘粘兹’感觉，这也正是后来萨特的感觉。”叶廷芳说，他认为卡夫卡通过放大人的荒诞处境，展现出文明的悖论：人类本来应该越走越进步，但有时文明的发展却给人类带来?；?，比如说科学发明本该造福人类，但核武器却可能被用来毁灭人类。

　　除此之外，叶廷芳也认为自己与卡夫卡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层面，而是更深层次的“精神相遇”，是生命体验的一种“共振”。

　　“比如说《变形记》里，格里高尔本来是家里得力的生活来源提供者，后来他病了——‘变形’是病的一种喻意表达——不能再给家里提供生活来源了，家人对他的态度也慢慢变了。中国有句俗话叫‘久病无孝子’，一个人病久了，对家里没有好处了，家人与他的关系也就慢慢淡漠了。”

　　《变形记》里的情节时常让他感怀于年少时自己在家中的处境。1936年，叶廷芳出生于浙江衢州农村的一个中农家庭。由于母亲早逝，因患肺结核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的父亲，一直将希望寄托在三个儿子身上，盼着他们快点长大成为劳动力，挑起家庭的担子。

　　不幸的是，老二叶廷芳十岁那年的一次贪玩，断送了一条左臂。

　　致残后，父亲对叶廷芳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有不高兴的事情就拿他来出气。家里的兄弟姐妹看见父亲的表现，也慢慢改变了对待他的态度。“我在家里落到了最底层，谁都可以随便来骂我、歧视我。”叶廷芳说。

　　像卡夫卡一样，叶廷芳越来越害怕父亲，畏父情结加上社会歧视，造成了他一度的自卑心理，同时又孕育着他的某种叛逆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