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职跟“八项规定”无关

　　“八项规定”以及中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反腐举措，此前被认为是造成公务员离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记者采访的4名离职公务员均否认了这一说法。

　　一名从上海某郊区副处岗位离职的官员告诉记者，在“八项规定”出台以前，他就一直坚持不跟任何政府项目供应商吃饭，“处长级别的，一般对方会塞些(购物)卡来，但他提的一些小要求，你是满足他，还是不满足他？所以干脆不吃。”

　　这名前任副处长告诉记者，他过去一下班就“逃”，防着别人来约饭。据他说，自己在一年多前离任审计时，财务处没有一张他在下属单位报销的发票。

　　另一名正在办理离职手续的80后科级干部告诉记者，“八项规定”与自己离职没有关系，据他所知，他身边那些像他一样年资较浅的公务员，都不是因为“没了灰色收入”而离职。

　　他们离职的原因主要是工资太低。“听说社保马上还会有所改革，会变相降低公务员收入。上海公务员收入其实比周边的江苏、浙江要低一些，再加上生活水平较高，很多人撑不下去”。这名科级干部说，年轻些的公务员大多只是把“公务员”当作一份普通工作，“跳槽嘛，很正常”。

　　据他透露，他身边离职的公务员朋友，大多去了企业，有的去了外企，有的去了财务公司，“跟我同龄的同学，不当公务员的，年收入几十万元的有很多”。

　　而李朋的辞职，则更多出于个人价值的追求，“待在那里养老？我不愿意”。

　　李朋原来在一家全球知名的外企担任软件工程师，此前通过公开遴选机制进入公务员队伍，一进单位就是副处。但在干了七八年、升任正处后，他却发现这份工作并没多么“好玩”，“主要是体现不出人生价值来。”

　　3年前，他递交了辞呈，自己创业。这当时在区里引起不小的轰动。但如今，他的纪录或许即将被另一名副厅级干部刷新，据说此人辞职后也将创业。

　　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倪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不论辞职公务员本人承认与否，反腐高压确实对公务员的灰色收入和弹性空间进行了挤压，“把他们(公务员)的后门堵死了，制度外收入一下子没有了”。

　　倪星注意到，上海的确有一批年轻有为的公务员辞职，虽然这些人在整个公务员队伍中是少数，但这一现象及其背后的趋势还是值得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后门是堵死了，但正门没打开。”倪星说的“正门”，是一套合理的、能够留住精英公务员的薪资设计，“薪资达不到预期，有能力的人自然会另寻价值”。

　　倪星说，指望有能力的公务员仅凭“人民公仆”的精神“吃草挤奶”不现实，表面上看好像国家省钱了，实际上“亏大了”，“一，他们提供公共服务时，工作懈怠；二，贪污腐败；三，损公肥私。”他认为，给予公务员中上收入水平的“高薪”不是为了“养廉”，更应为了“揽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