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春节前1月16日歌手姚贝娜身后捐献角膜的天堂歌声的感召，也可能是人民群众对今年取消死囚器官使用、建立公开、公正、透明、可溯源的器官获取分配的信任，一些人在人生旅程中的挽歌伴随着生命的升华。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以及北京、广东、山东等地主流媒体近来纷纷报道了多个感人的器官捐献事迹：女兵冯碧仪、律师夏兴霞、农民工普明、15个月大的小涵涵、法国留学生小奥等一个个闪烁着人性光辉大爱救人的生命故事不断感动着我们。正如冯碧仪的姐姐在妹妹遗体告别时哽咽地讲述的那番话：“碧仪远在天国，看到身后更多生命因她而再次鲜活起来，一定会报以纯真的微笑，化解家人心中的悲伤。”一个透明和阳光的公民自愿捐献大气候，正在我国逐渐形成。

　　器官短缺是全球都面临的难题，多年来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我国器官捐献率低归咎于传统文化的落后。由于我国过去没有一个国家捐献体系，造成人民群众“捐献无门”。不可否认，我国传统文化中有“保全尸”、“死者为大”等旧的观念，是器官捐献的桎梏，但是更有慈悲仁爱、互助互爱、舍身取义等传统美德。据卫生部2013年在广州、武汉等地的随机民众调查显示，有34%的民众有意愿捐献器官，40％的民众表示对捐献器官公平性有不确定，24％的表示不同意。而在西方发达国家，比如在英国，开始建立公民捐献体系时，同意捐献的比例也只有45%。2010年卫生部与红十字会启动了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工作试点，作为试点的11个省市，三年共捐献1441例，完成器官捐献的法律框架、组织架构、中国器官捐献三类死亡判定标准制定及人道主义救助等原则，成功的探索了一种既立足中国国情又遵循世界伦理准则的用中国的方法解决中国问题的改革之路，2013年在总结试点经验后全国推开。2014年，中国的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工作取得重大突破，仅一年就实现近1700例捐献，成功完成了5000个大器官移植，超过过去半个世纪公民自愿捐献量的总和，再加上亲体捐献，2014年我国的80％器官均来自公民自愿捐献，这表明器官移植依赖死囚的局面已经打破。

　　人民群众期盼高质量的移植医疗服务，而我国器官移植事业任重道远，例如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才刚刚起步；中国器官获取组织联盟（COPO）还要成长；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急需培养与壮大；

　　器官获取与共享体系（COTRS）的强制使用还有阻力；卫生行政部门与红十字会的团结合作机制尚未完善等等。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根据全面依法治国的精神，加快构建一个符合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和监督制约机制的公开、公正、科学规范伦理的公民自愿捐献与分配体系，建立严格的技术标准和流程，为全世界移植事业作出我国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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