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十八大以来的两年，每年都是“禁令之年”，给党员干部队伍不断戴上“紧箍咒”。

　　而据本报梳理，两年来，仅中央层面发布的新规就达到30多条，平均每个月都有新规设立。

　　比如工作方面，有对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有包括差旅标准、公务接待在内的工作内容的规定，有清理办公用房、停建楼堂馆所等对工作场所的规定，也有对干部提拔等政治生态的规定。而在生活方面，中央层面的新规则更加“事无巨细”，包括婚丧嫁娶、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等“细节”问题，都囊括在内。

　　“从小事小节上严格查处和规范，对党政干部也是一种爱护。这是在整肃整个官场的作风和纪律。”杨伟东说。

　　除了新规，两年来，中国政治的另一个显著变化就是机构变化。统筹全局、跨部门和机构、灵活多变的“小组制”，成为外界关注中国政治的另一个风向标。

　　2013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任副组长；此后，从省到市到县，这一不同层面上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机构纷纷成立，成为一个垂直的高配置“改革系统”。

　　与全面深改小组一样引发关注的，还有同期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置、2014年2月成立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和3月成立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理由是相同的：这几个中央层面的新机构，均由习近平亲自挂帅。

　　在许多专家看来，这种高层次、具有权威性的机构，其目的就在于破除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可能遇到的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包括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与企业利益等?；痪浠八担禄沟纳枇?，其针对性是非常强的：传统机构设置难以解决的、但又确实极为重要的问题，都交由高级别的“领导小组”这一“改革之矛”来予以破除。

　　比如“国安委”这一制度创举，就是针对当前中国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所成立，其委员会的成员则涵盖党政军，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安全力量；要在军队系统展开反腐和整顿，也需要新的权威机构指挥运行。

　　而这种机构设置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改革指向，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2013年12月，小组成立；1月，小组即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敲定了小组的工作规则、机构设置等问题。到目前为止，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小组召开了六次会议，讨论的问题都是关系到改革的全局性、根本性问题：财税改革、户籍改革、司法改革、农业改革、科技改革、高考制度改革……从“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区别”，到选择上海作为司法改革的试点，从调整国企“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到“政府部门主要负责科技计划的宏观管理，不再直接具体管理项目”，每一项关系重大的改革措施，背后都有这一领导改革最高机构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