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与创新：尊重实践

　　学术周刊：您刚才说，近些年史学研究发展很快，新的成果不断出现，您如何看学术创新？

　　金冲及：学术研究当然要创新，不创新就没有发展，其必要性不需多做解释，但是现在很多人一说到创新的时候，对前人的成果常持有很不尊重的态度，认为那是旧的东西。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一个人吃饼，吃第一个不饱，吃第二个也不饱，一直吃到第六个才饱了，于是说早知道我就吃这一个就好了，前面五个吃了都没有用。在当下的语境中，“旧”似乎成了一个贬义词，其实，衡量一个事物的标准是是非，而不是新旧，有时候新的可能还不如旧的。学术创新正是在尊重并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现的。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要了解，不做重复工作，老老实实地继承已有的成果。刚才我们说到保路运动史的相关著作，我一点也没有轻视的意思，而是认真地学习，然后寻找还没有解答的问题。

　　理论创新是极重要的，但真正的理论创新应该是在实践中经过检验，总结出的规律性的东西。比如说毛泽东同志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详细写到几次反围剿，但他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归纳出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这是理论创新。有些创新离开了实践以及对实践的反复考察和思考，只是凭空苦思冥想，想当然地创造新花样，那样创新便失去其本意。

　　学术周刊：这种真正的理论创新需要平和的心态以及扎实的研究，不能浮躁，您对史学工作者有什么话要说吗？

　　金冲及：我曾经对青年史学工作者说过，我们这一代人是过渡时期的。陈子昂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们则是“前不如古人，后不如来者”。从前看，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对新史学有开辟之功，我们做不到了；往后看，未来太平盛世的皇皇巨著也只能寄希望于后来学者。我的求学和研究生涯处在动荡之中，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年代，有很大的难处。现在的学者环境很好，但面临的诱惑太多，有很多事分散精力，甚至造成急于求成的心态和浮躁的学术风气，需要努力克服。

　　我在75岁生日后开始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不会用电脑写，用的是“笨办法”，120万字一个字一个字手写而成。写好初稿后又翻来覆去修改补充，改的幅度相当大，有最新出版的资料需要补充，有开始没悟到、后来有了新的看法也需要补充，花费了很多精力。一般说来，一段时间总要有一段重点。确定了目标，就一定要下狠心努力做到它。因为年龄关系，现在逐渐放低了标准，80岁过后，我写了一本《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20万字。三大战役史已写得很多，我选择的角度是写两个统帅部怎么应对。现在我已经84岁，标准又降低了一些，这不是偷懒，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研究小一些的课题，希望能在史学领域继续做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