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俄国内战后，一直难以摆脱国家安全忧虑的斯大林，惯性地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为看作是帝国主义联合威胁苏联的前奏，所以苏联若在东北与日军正面对抗“有可能引起对苏联的直接军事进攻”。他甚至还担心“法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正企图通过军事挑衅的手法把在中国的战争演变为同苏联的战争”。在此背景下，又未能及时掌握可靠情报来洞察关东军的真实意图，斯大林对形势的误判已难以逆转。

　　11月14日，李维诺夫亲自召见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一再向他保证：苏联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不会援助中国军队或干预满洲局势。日本驻哈尔滨总领馆在给外务省的报告中则为此背书，确认苏联没有与日本正面对抗的决心。五天后，在苏联的默认下，日军进占齐齐哈尔。此时的斯大林仍不相信日军会长期占领东北，继续坚持认为此次事变绝非日本单方面挑起的军事冒险，因而继续坚持所谓“不干涉政策”。11月23日，联共政治局专门成立由斯大林亲自担任主席的特别外事委员会，以应付他口中所谓“随时可能降临的国际帝国主义威胁”。

　　尽管苏联驻扎远东的兵力较之当时的关东军尚不居于明显劣势，但斯大林却决定应主动缓和与日本的紧张关系，放弃向远东增兵的计划。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赴任途中，曾途经西伯利亚，事后亦向媒体证实：过俄时似无军事动员迹象。12月初，李维诺夫约见由法国返日接任犬养毅内阁外交大臣的芳泽谦吉，正式向其提议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至此，苏联政策的走向已完全出乎各方之预料。蒋介石在得知“俄军不会开入中东路”的消息后，一度以为这是日本对苏外交之缘故，却未曾想到这是斯大林主动对日妥协的结果。

　　不过，苏联的外交退让并没有换来日本人的合作，相反却更进一步刺激关东军的野心。当时之情景，即便是日本政府恐也无法完全掌控关东军在前线的行动，难以贯彻其政治决策。刚上台的犬养毅内阁，曾遣密使赴华讨论和谈事宜，并告诫军方不应盲目冒进惹来苏联干涉。然而，当日本政府发现包括苏联无意制衡日方行动时，便再没有理由去约束关东军的擅自行动。在彻底控制东北后，日军立刻开始大举增兵，继而打破了日苏在远东的军力平衡。与之相对，由于错失时机，莫斯科在此期间却几乎没有向远东增援一兵一卒。

　　随着“满洲国”的正式成立，斯大林方才逐步意识到放任日本在东北行动的严重后果。如果说苏联此前对日方行动的姑息主要是为避免其成为列强的众矢之的，那么在此之后苏联的退让则是迫于东北地区的既成事实，之后售卖中东路已是无可奈何的“割肉”之举。1932年底，时任德国驻日本大使冯·狄克森在谈及中东路售卖问题时就如此评论：苏联宁愿承受外交不利，即激怒中国、美国、英国等各方，也要摆脱日本日益强大的军事压力。

　　“九一八事变”的结果与斯大林先前的预测大相径庭：关东军对张学良的打击既未重复“中东路事件”的模式，日本肆无忌惮的侵略也未扩大为世界范围的国际大战，列强之间当然更不存在一个直接针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军事包围网。日本彻底占领中国东北后，苏联则必须为这些误判付出政治与外交的代价，继而丧失在远东的战略主动权。从主动选择“不干预政策”蜕变为被迫放弃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客观上也加快了日本对华侵略的节奏。

　　多年以后，类似的一幕同样在西方上演了一遍。1939年之前，推崇实用主义的斯大林为应付纳粹德国的崛起，一直奉行与西方国家合作的集体安全策略。但是，当斯大林认为集体安全难以切实保障苏联免遭战争威胁时，便又断然向德国摇动橄榄枝，最终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在处理中国对日抗战的问题上，苏联的外交策略基本上也大致遵循相似的套路。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苏联曾首先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却又在1941年与日本正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此间的种种反复或已能从“九一八事变”前后看出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