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 网络图

　　正当各方都以为斯大林将出手牵制日本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之时，事态却忽然朝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苏联非但未出兵干预，反而坚持所谓“不干涉政策”，对日本吞并整个东北地区的行为无动于衷，直至苏联在1932年第一时间承认“满洲国”，并开始与日洽谈出售中东铁路。

　　“九一八事变”时，真正能左右东北局势的国际因素是控制中东铁路的苏联。斯大林由于情报缺失而完全错判形势，致使整个远东格局产生剧变。在处理中国对日抗战的问题上，苏联的外交策略基本上也大致遵循相似的套路，它从1937年到1941年的种种反复，或已能从“九一八事变”前后看出端倪。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虎石台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在沈阳以北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引爆事先安放的炸药。紧接着，关东军立刻声称这是东北军所为，随即开始进攻北大营。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史与远东政治格局的“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

　　事变之初，举世震惊。无论张学良、蒋介石，还是国内外各方面都根本没有料到关东军会采取如此赤裸裸的军事行动，主动制造事端，挑起战事。围绕“不抵抗主义”的考证向来是“九一八”研究的核心问题，论及事变前后的外交情势则多关注日本政府的政策经纬或国联考察团的始末。然而，回溯历史现场，当时真正能左右东北局势的国际因素却是控制中东铁路的苏联。

　　自沙俄时代起，中国东北便是日俄相互争夺的“主战场”。“十月革命”后，苏联在“北满”继承了沙俄的大量利益，尤以中东铁路为代表。布哈林在倒台前，就将中东铁路比喻为苏联插入中国的“革命手指”。在外界眼中，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似乎从不会轻易放弃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1929年初，法国外交部官员便告诫顾维钧，“苏俄的现有实力，在远东特别是满洲制造任何出人意料的局势都是卓有余裕的”，所以“如果莫斯科由于受任何刺激而被迫行动的话，它是会毫不迟疑地做出明确有力的反应”。之后发生的事实完全印证了法国人的判断——苏联果然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中东路事件”中教训了敢于莽撞挑战的张学良。日军开启战端后，世人其实都在关心斯大林究竟会如何应对东北的重大变局。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苏联即便只是摆出强硬的外交姿态，日军行动也必受其牵制，东北走向将变得难以预料。于是，事变后数日间，国内外舆论均不约而同地揣度起苏联的态度。

　　9月21日，《民国日报》报道：“道里亚苏俄军已开始行动，显欲增固边防。”次日，《申报》与《中央日报》报载：“俄将进兵东路，借口华军无力护路”、“日军暴行未已，俄声言进兵。”之后数日，苏军增兵中苏边境的传闻随之甚嚣尘上，各大报纸更是积极渲染此气氛。《大公报》就披露，“俄外长正式通知日本大使：苏联对日本向中东路继续进兵，已不能再取旁观态度。”海外媒体如《纽约时报》亦关注莫斯科动向，同样认为苏军随时可能介入冲突，诸如“苏联威胁将在满洲采取行动”、“苏俄派遣武装人员支持奉系抵抗日人侵犯”这样的报道不时出现在版面上。

　　日军攻占沈阳后，苏联时任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确实高调对外宣称：“此次中日冲突为不可避免之事”，并强调：日本的军事行动并非只针对中国，其主要目标乃是苏联；苏联在远东地区已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军事准备，完全有能力应付任何边境事端。驻扎哈尔滨的苏联外交人员私下对奉张官僚表示：“在事件扩大时即以武力解决，中东路防范严密日人无逞能余地。”（王瑞华为报中东路理事会就日本出兵东北与苏联重要人物谈话内容致张惠景电，1931年9月23日）事实上，虽然关东军能在奉军“不抵抗”的情况下迅速攻占东北大片地区，但在事变之初仍非常顾忌苏联的反应。日军参谋本部多次告诫前线部队：作战时不要利用中东铁路，避免刺激苏军导致其进行干预。得知日军暂停向哈尔滨进军并通知苏联其行动限于南满东蒙的消息后，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便在日记中认定此为“俄外委李维诺夫向日本大使作口头警告之结果”。美国驻长春总领事在给国务院报告中亦指出，如果日军占领宽城子后，继续向北推进，则必将会严重刺激苏联而迫使其干预。

　　正当各方都以为斯大林将出手牵制日本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之时，事态却忽然朝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苏联非但未出兵干预，反而坚持所谓“不干涉政策”，对日本吞并整个东北地区的行为无动于衷，直至苏联在1932年第一时间承认“满洲国”，并开始与日洽谈出售中东铁路。此间缘由究竟是“国际主义”妥协于“国家利益”，抑或是通过有计划地对日绥靖而将“祸水”南引中国，常为不同立场的史学家所争论。近年来，随着苏联政治局及共产国际档案解密，方才让后人得以窥视斯大林决策的内情。当时的实际情况其实是斯大林由于情报缺失而完全错判形势，以致整个远东格局产生剧变。

　　事变发生之时，斯大林本人并不在莫斯科，而是在黑海边的度假胜地索契休养。由于事态紧急，联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在斯大林缺席的情况下，于9月20日匆匆召开会议商谈中国东北局势及对策。然而，莫斯科诸要员却对当地情况一头雾水，原本应负责汇报的加拉罕几乎是一问三不知。这主要是因为自1928年后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情报组织便已处于瘫痪状态；1930年后当地中共组织也屡遭打击，根本无力向共产国际或苏联方面传递有用信息。至于苏联在日本的情报网则尚未建立起来，莫斯科方面直到1933年才派遣佐尔格去日本负责此工作。由于缺乏准确的情报来源，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李维诺夫及加拉罕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只能依靠阅读世界各大报刊的新闻来推测事态发展。22日，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坦承：对日本人的行动以及中国东北的实际局势完全不清楚，也无法判断这是日本打算彻底推翻张学良，还只是一次短时间的局部冲突（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电报，1931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