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三里屯12号，联合国办公地点，濮存昕在其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活动现场和孩子互动。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我发现我演戏越演越好，比如顾长卫导演的《最爱》中，我扮演的是“血头”角色，没有切身体验，我是演不好的。

　　十多年里，我见识了我们真正的国家、真正的社会、真正的生活，我不是在城市里的一个小圈子里，不是在家庭、单位这么几个狭小空间。

　　原来我有很长的时间只在城市里，十多年来慢慢参加公益活动，我发现这使得我的整个空间感很大。——濮存昕

　　2000年11月1日，濮存昕从时任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手里接过“艾滋病宣传员”的聘书。这张聘书改变着濮存昕未曾有过的生活阅历——和艾滋病人拍公益宣传片，深入艾滋病人的家庭生活，给出国的女儿旅行箱塞避孕套，被骂“哈巴狗”之后依然乐此不疲做公益……

　　14年里，除坚持做艾滋病宣传员，濮存昕和女儿濮方以及更多志愿者一起做公益，如发起“让孩子笑起来”公益活动，在全国两会上作为政协委员呼吁关注江豚、关注长江生态，长年义务献血……

　　近日，61岁的他在参加完濮存昕爱心基金举办的心灵艺术夏令营开营仪式后，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他畅谈了14年来做公益的心路历程。

　　初涉公益???

　　做艾滋病宣传员，源于“国家召唤”

　　和此前新京报记者专访的崔永元、韩红、陈坤等明星不一样，濮存昕做公益是“被公益”的，被动接受后，一晃14年，再次谈起艾滋病宣传员这个角色，濮存昕仍觉神圣，“这是国家在召唤我”，听不出丝毫戏言。

　　新京报：2000年，你被卫生部聘任为艾滋病宣传员，为何接受？

　　濮存昕：是卫生部主动找我的。我了解到，卫生部也找了别人，只是别人没做。

　　新京报：别人不做你做，因为“老好人”？

　　濮存昕：也不是老好人。我这个时代的人，受的教育就这样。

　　我下乡待了八年，心甘情愿去的，没一点被强迫的感觉；我是红卫兵，是“文革”时造过反的人……现在卫生部找你做事，这不是国家在召唤你吗？

　　新京报：你马上答应了？

　　濮存昕：对啊，再加上当时戴安娜等大明星也都在做艾滋病公益宣传等方面的事，我觉得是件好事。

　　另外，从1997年起，我开始拍商业广告了，有一段时间广告特别多，有一年被一家报纸评为“年度财富人物”，跟柳传志、张朝阳、潘石屹站一块。你有能力了，确实挣钱了，所以公益这件事情推到你眼前，你能边往回走边说“我没兴趣”吗？

　　新京报：刚开始当艾滋病宣传员，主要做什么？

　　濮存昕：拍公益宣传片，人家（卫生部）只不过是想用你的形象，推广公益意识，我就免费为卫生部做广告，让他们使用形象。

　　新京报：被聘任前，接触过艾滋病群体吗？

　　濮存昕：一无所知。只知道有问题的人才得这个病。

　　新京报：和“有问题的人”接触，不怕被感染？

　　濮存昕：2000年拍摄艾滋病公益宣传片前，我也得到了艾滋病专家关于艾滋病知识的普及，这算是我系统学习艾滋病知识了。与艾滋病患者正常地沟通交流，握手拥抱等，是不会被感染的。

　　新京报：学习知识之后呢？

　　濮存昕：我记得很清，当时上午学知识，下午就拍摄公益宣传片。

　　新京报：能记住拍摄时的情形吗？

　　濮存昕：当时，一名叫小虎的小男孩和我合拍。他是艾滋病晚期，浑身虚弱，脸上手上都是疹。他说“我妈不同意我拍这个广告，但我特别想跟你拍。”

　　我搀他上床时，他整个身体是紧绷的，因为以前没人敢接触他，我一搀他，他就紧张。和小虎相处过程中，他特别感动，说：“濮老师，你对艾滋病患者是真心的，你没嫌我脏，没嫌我有危险。”我说刚才教授讲了，没有血液接触是不会感染的。

　　四个月后，小虎还是去世了。我很怀念他。

　　新京报：除了拍摄艾滋病方面公益广告，还做了什么？

　　濮存昕：一个演员做防艾宣传员，的确引起了媒体的兴奋点。2000年12月1日前后，我接受的采访太多了，第一年我就知道累了，有的电视台艾滋病方面的文案不对，概念不清，我得给他们改文案，做着做着我都成专家了。（笑）

　　后来事儿越来越多，介绍采访、参加活动、演讲、对全国不少省市局级干部进行艾滋病方面的知识培训……我被誉为专家嘛，中央党校我去过三次，你相信吗？（笑）

　　新京报：为什么要给政府官员讲艾滋病知识。

　　濮存昕：目的是推动艾滋病方面政策的落实。从2003年、2004年，连国家领导人也接见艾滋病感染者，出席这样的活动。大家的努力促使《艾滋病防治条例》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