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在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方面，我们将完善相关管理规定，允许个人投资者开展境外投资。”8月5日，在宏观经济“大总管”国家发改委的网站里，这样一行字并没有淹没在发改委政策研究室所刊发的《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一文中，而是被广泛转载。

　　这再次触动了长期关注个人资本自由行的各方人士的神经：传说中的个人境外投资这次真要松绑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注意到，这个概念初次胎动还要追溯到2007年，此后尽管有温州、上海、深圳、天津，甚至云桂多个城市的高调逐鹿，开闸过程却一波三折。

　　来自国家宏观层面的考量被认为是政策久久徘徊的重要原因。目前只有上海自贸区理论上拿到了个人境外投资的“通行证”，但细究之下也只是纸上谈兵。

　　发改委的此番表态或许能成为疏导民资诉求的讯号。不过，记者从参与相关政策制定的金融监管部门一位知情人士处获悉，中央出于反腐等决策通盘考虑，短期内还不会对个人境外投资全面放行。

　　多数经济体“开绿灯”

　　有公开资料可查的最早关于个人境外投资的官方表态是2007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当时曾表示，中国将逐步放开对境内个人向境外提供贷款、借用外债、提供对外担保以及直接参与境外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管理。

　　然而，这一“逐步”就空白了7年。“和机构相比，个人资本流动更灵活，对各种经济变量的反应也更灵敏，很容易造成资本流动的大起大落，所以个人境外投资涉及到对不同投资周期的资本动向监管，中央和各地金管部门都收到过很多建言。”上述知情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该人士所在的金融监管部门也曾向中央递交过试点申报书。

　　而据记者了解，由于深恐个人境外投资会成为洗钱、资产转移的黑色通道，不少圆桌提案都显得保守。“比如有一种声音认为应该建立无息准备金制度，也就是个人境外每投资一笔钱，必须先将一定比例的准备金放在央行，这样可以鼓励延长资本流出的期限，因为投资周期越短，无息准备金带来的财务成本也就越高。”上述知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但《中国经济周刊》拿到的国家外管局江苏分局资本项目处2012年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对移民中介、各级商务局、银行个金部、民营企业主发放千余份问卷后发现，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普遍偏小，主要集中在100万美元以下的区间，已经进行的投资中，规模在50 万美元以下的占到63%。

　　显然，若再对这些“小型投资”征以20%~30%的无息准备金，会阻碍个人资本“出海”的意愿。“在区域互联互通这种大趋势中，中国的资本发展还非常滞后，在大趋势中甚至处于垫底状态。”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对《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事实上，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国际上多数经济体都对个人境外投资存在不同程度的放开。其中，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成熟市场除了对部分可能影响到金融稳定与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投资有一定审查程序外，对个人的境外资本投资均无管制。

　　“金砖国家”中，南非、印度、巴西也已经“有条件放开”。比如南非允许有良好信誉和年龄超过18岁的个人每年高达400万兰特用作跨境投资；印度每人每年允许向境外汇出资金不超过20万美元。此外，泰国政府规定个人对外直接投资一年内不超过1000万美元的无需批准；我国台湾地区也仅对个人的境外直接投资设立了500万美元的限额。

　　而在国内，正常投资渠道的闭塞反而催生了灰色地带。据记者调查，个人往往利用年度5万美元以内购汇及汇出资金的政策，通过多人次分拆，陆续将资金汇出，并将支出申报为“境外旅行”、“出国留学”、“探亲”等项目，造成国际收支统计数据和个人结售汇统计数据失真，甚至通过地下钱庄流出流入，使大量的资本流动游离于监管视线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