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龙”发飙

　　于中央与曾国藩暗自较劲、形势趋于微妙之际，远在陕西平乱的暴脾气刘蓉发飙了。早在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为刘蓉赋诗一首，道：“我思竞何属？四海一刘蓉。具眼规皇古，低头拜老农。乾坤皆在壁，霜雪必蟠胸。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将刘比作孔明，可见曾对其十分推重。面对蔡之构陷，刘蓉亮一招“神龙摆尾”，证明自己不是一条虫。

　　四月初二，两道充满浓郁湖南麻辣风格的奏折摆在了两宫案前，俱是刘蓉的手笔。第一折题为《明白回奏恳赠查办疏》，刘氏先简述个人仕宦生涯，紧接指出自觉“粗知自爱”，况且像他这种起自乡间之辈，没去过中央当官，即便是想托关系走后门努努力跑跑官也是毫无头绪，故蔡寿祺“以其不肖之心，造作夤缘之谤，肆情侈口，惟所欲言，直欲厚诬天下，谓皆与己同类，而无复有稍知廉耻之人，则何其情之悖也！”文末，刘蓉“乞圣主天恩，悯臣孤危，放归田里。俾遂还山之愿，长为击壤之民。”可谓将了朝廷一军。

　　刘氏的第二折《陈蔡寿祺挟嫌构陷疏》，辣味更足。原来，刘、蔡二人早已结下梁子。刘于四川任按察使时，发现有一陕西籍翰林，“侨寓四川省城，每遇地方公事，招摇把持，声名狼藉”，甚至以编修之职，“征调乡勇，收召匪目陈八仙等为门徒，聚众横行，不受地方官节制，其举动实涉荒唐”。此人就是蔡寿祺。有鉴于此，为防其滋事，刘蓉建议将蔡驱逐回籍，蔡“始逡巡束装入陕”；等刘巡抚陕西，作为惊弓之鸟，蔡“旋复束装赴都”。有此过节，蔡以刘蓉作为突破口，编造无据之词，罗织不堪之罪，从而将整个“湖南帮”连根拔起，合了圣意，报了私仇，再自然不过。

　　奏疏倘写到这里，虽满是个人牢骚与委屈，倒尚可理解，谁料刘蓉怒气难消，意犹未尽，竟公然质疑最高统治者的判断力。

　　手捧火辣辣的奏折，同为湖南人的曾国藩大呼过瘾：“见刘霞仙所作辩蔡寿祺诬劾一疏，置身甚高，辞旨深厚，真名作也。”而吃惯了苏帮菜的翁同龢，看罢连连摇头，担心“恐酿成大狱矣”！

　　不谐之音

　　其实就算位居中枢、视慈禧马首是瞻的理论家集团，在对待恭王及“湖南帮”问题上，意见亦不一致。时任军机大臣的李棠阶，对于罢黜恭王之举，深感不平。对于西后有意对湘军动刀之意，李“私心窃虑，恐朝局遂变，奈何！”幸好不及表明态度，李即撒手仙逝，否则其晚境堪忧。

　　即使“湖南帮”内部，对刘蓉复奏之反应，亦非同调，甚至颇有不谐之意味。比如目空一切的左宗棠，认为刘“平时太自负”，故遭人算计。对于刘之奏稿，左则嗤之以鼻，“词甚倨而所见亦浅。此君自视太高，故学不进而誉亦损”，实难入其法眼。

　　自视更高的左宗棠，更指出刘蓉在朝廷面前“炫清廉”殊堪可笑。因为“廉仅士之一节耳，不廉固无足论，徒廉亦无足取”。再说“湖南帮”诸位个个廉洁自守，刘“若以其廉而傲人，则吾湘之人尚无不廉，而在位者又何傲焉？……何以不闻自责以责人，而反据人所同者以傲人乎？”可知在左看来，刘蓉之境界、修为与气度，着实一般。而“湖南帮”大佬之间相互自轻，其前景亦着实不妙。

　　最终，经过朝廷钦差赴陕调查，认定蔡寿祺所奏与实情不符，“按照罢闲官吏在外干预官事杖八十律。该员身列清班。不知检束……即行革职。仍遵文宗显皇帝谕旨，勒令回籍，不准在外逗留，招摇滋事。”刘蓉因疏辩“语多过当，有乖敬慎”，交部议处。部议结果为“降一级调用，不准抵销”。

　　蔡寿祺始以弹劾恭王扬名朝野，终因挑战“湖南帮”而前程尽毁。刘蓉则在各种因缘际会下仅受轻责。刘实际替湘军挡了一枪。“湖南帮”果然命硬。只是曾国藩们心中都清楚，自己命再硬，也硬不过皇族铁石之心。一载后，刘蓉兵败灞桥，引咎罢职。返回湖湘的他，也不禁浩叹：“天道忌盈，物极必反。”

　　或许，在一个中央摆不平地方，地方信不过中央的年代，没有谁，会成为真正的人生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