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间，驻守平津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原东北军的于学忠部队根据与日本侵略军签署的所谓《何梅协定》，开始从华北撤离。而国民政府派驻北平的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也以“河北交涉暂告结束”为由离开北平，令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理其工作，亲日派的王克敏则代理“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侵华日军以为有机可乘，遂开展了进一步分裂华北地区的阴谋。

　　此前，在日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一批亲日分子，成立了所谓的华北“正义社”。在“正义社”的参加者中，白坚武的“表现”最为不遗余力。

　　网罗爪牙

　　本文所说的白坚武，北洋时期曾在吴佩孚处做过顾问，后受伪满军政部顾问大迫通贞及日本浪人组织“华北青年同盟会会长”志村正三的收买，加入“正义社”，后又和石友三组织“华北正义自治军”，并自封为“总司令”。

　　白坚武曾屡次出面劝说国民党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独立”，遭到于的拒绝。后来，白坚武曾多次派人暗杀于学忠，竟买通于学忠的厨师在食物中下毒，但终被于发觉。

　　1933年5月间，于学忠部根据《何梅协定》，开始从华北撤离。见于学忠部队南撤，白坚武马上预谋在北平制造叛乱。

　　他的方案是：先派汉奸便衣队分批进入北平城内潜伏，再利用国民党派系间的不和，策动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造反，内外呼应，夺下北平，然后发表“反蒋倒党”宣言，成立所谓“华北国自治政府”。

　　1935年4到6月间，白坚武提前派曹华扬、刘佩臣两支土匪队伍，化装后陆续进入北平，潜伏于东交民巷的日本兵营，又指派曾在张宗昌部任师长的李瑞清去收买驻北平周边的中国守军。

　　当时，北平有一个铁甲车大队，辖六个中队，第一、二、三、四中队分驻在琉璃河、南口、西直门及长辛店等地，第五、六中队和大队部驻丰台火车站。

　　这支部队原属东北军于学忠的五十一军，于学忠南撤后，由于铁甲车队不易移动，于就将指挥权交给北平军分会。铁甲车大队长曹耀章住在北平，大队部的事务多半由大队附邹立敬代为处理。

　　破绽百出

　　李瑞清到丰台后，找到第六中队队长段春泽进行活动，段春泽曾是石友三的旧部，在东北军中待遇不好，所以和李瑞清一拍即合。但李瑞清在收买大队附邹立敬时却被告发，随即被何应钦下令逮捕。

　　白坚武见事已败露，遂决定于6月27日（当天土肥原贤二在北平与秦德纯签订《秦土协定》）行动，并要党羽“暴动成功之翌晨，改换五色旗，迎逆总裁白坚武入城”。

　　6月27日晚8时许，日本特务中込富太郎、横尾直治，东北下野军人王铁相等率领日本浪人、便衣特务60多人从天津登上列车，向丰台火车站进发。

　　这个情况引起了天津车站警宪的注意。他们觉得本来夜间到丰台下车的中国人就很少，60多名日本人（便衣特务也伪装成日本人）一起去丰台，其中必有原因!所以当即通知了北平警宪。

　　列车11时许到丰台后，这60多人随即前往铁甲车队第六中队部，和段春泽接上了头。大队部副官刘崇基发现不妙，急忙打电话向北平的大队长曹耀章报告，但电话线已被掐断，他本人也随即被扣押。

　　仓促“起事”

　　段春泽派人占领车站及电话局，盗用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名义发出通电说“一切唯白公之命是从，誓不与逆党（即南京政府）共戴一天，所望父老军民同声响应”。

　　随后，他命手下缠上“正义自治军”臂章，驾驶两列铁甲车向北平永定门开去。

　　6月28日凌晨1时许，平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刘家鸾接到北平市公安局长余晋和电话报告说，有一部分便衣匪徒占据了丰台车站，并与铁甲车队第六中队队长段春泽勾结，劫得该中队停驻丰台车站的铁甲车两列，向北平永定门方向开来。

　　此时，铁甲车大队长曹耀章也将消息报告了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王克敏闻讯后急忙赶往王树常家中，由于高度近视，加上过于紧张，进门时他一头撞在门框上，把右眼碰伤。

　　王树常听到报告后马上宣布北平全城戒严，公安局所属保安队紧急出动。驻南城的保安四队队长王光禄首先带队赶到永定门外，将进城处一段铁道扒去。

　　北平城内的万福麟部和商震部协同警宪戒严，严密监视东交民巷使馆区，让潜伏的便衣队和日军毫无可乘之机。

　　北平市长袁良还打电话给住在东单日本旅馆扶桑馆内的土肥原，询问兵变是否和日军有关，土肥原只好回答说“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