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物

　　杨澜，作为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她对慈善情有独钟，与夫君发起成立阳光文化基金，在流动儿童艺术教育方面做得风生水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10年间，她几乎每一年的提案都跟慈善和公益有关。5月30日，在北京石景山区的打工子弟学校树仁小学，阳光文化基金启动艺术大篷车活动现场，新京报记者与之对话，走进她的公益之旅。

　　谈受助与施助

　　出国留学得益正大老总白送奖学金

　　新京报：最开始接触公益是什么时候？

　　杨澜：我首先是一个受益者。1993年，我还在中央电视台做主持人，有一次和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先生见面，他就说，杨澜，我觉得你很有才干，但是你年轻时应该多学习。如果你能考上美国顶尖大学，我们基金会就给你出全额奖学金。

　　新京报：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杨澜：我当他在开玩笑，我当时正主持正大综艺节目，要是去读书，节目就没法主持了，就对他说，这可能对您不太好吧。但他说，一个人的成长比节目重要得多。我问他，如果我拿了您企业的奖学金，需要为企业工作吗？他说不需要，我们就是希望给你机会去学习。我挺感动。后来我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传媒专业就读并获硕士学位。这是我最开始作为受益者的体会。

　　新京报：受助之后你回国开始反哺社会？

　　杨澜：从1997年到2005年，我主要是个人参与各种捐赠活动。1997年，我做了中国青基会希望工程形象大使，去拍山区农村学校。当时，我跟一位母亲聊天，她说希望让女儿去上学，不要一辈子待在大山里。聊着聊着，问起彼此年龄，发现是同年生的。但从旁观者角度看，她比我老十岁。这给我情感上挺大冲击。

　　新京报：为什么？

　　杨澜：我觉得，人的生活环境、出生环境没法选择，但因此会有很多不公平，如果他们的孩子能有公平的教育机会，也是他们一生辛劳的梦想出口。

　　新京报：这埋下了你后来做教育方向基金会的种子？

　　杨澜：对。我们夫妻的父母都是老师，我们也没什么爹可以拼，如果没有教育和自身努力，不可能有一片天地。所以我相信教育，只有教育的机会能让社会流动起来，让孩子们能有公平的机会创造未来。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就是教育机会的平等。

　　新京报：你此后是否再遇谢国民先生，他怎么看你现在做的事？

　　杨澜：见到过，我跟他说，我今天做的事很多都源于你当初对我的帮助，他也很欣慰。但他从来不会跟别人说怎么帮助过我，我觉得这是一种胸怀和态度。

　　谈公益机构创办

　　因陈逸飞病逝看到“生命很无常”

　　新京报：有什么事情触动你做基金会？

　　杨澜：我们创办阳光文化基金会时，想法比较简单，不想等年纪大了才去做公益慈善。当时还有件事情触动我们，我很尊敬的大哥陈逸飞先生突然病逝，病逝前两个月，我们还在谈，应该一起做些文化方面的公益活动。他的突然离世让我看到，他对后事没有做详尽的安排，引起家族里的一些矛盾，从旁观者角度看，我们挺痛心的。后来我对老公说，生命很无常，该做的事情就不要再等了。

　　新京报：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办基金会的方式？

　　杨澜：到了2005年，我和先生商量，打算成立基金会。因为我觉得，每次都是大水了捐钱，学校没操场了捐钱，没系统性、连续性，我不太满足于那种遇到灾难就捐的随机慈善行为，想做得系统一点，就在香港申请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这是2006年批准的。2009年，在内地，我们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成立阳光文化基金，当时的政策法规让我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开展工作。

　　新京报：你和丈夫在基金上投了多少钱？会有固定捐助吗？

　　杨澜：我们每年都会有固定捐助，补充人员和办公费用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从基金会成立至今，我们个人直接现金捐赠有数千万元。每年都会捐，且数额不断上升，除保证基金会正常行政开支和运作外，项目中我们也捐了不少钱。具体数额我们不愿高调说，这几年胡润慈善榜一直把我们放上面，但这个数字不准确。

　　新京报：阳光文化基金是否有过筹款压力？有哪些筹款方式？

　　杨澜：从来没面临过筹款压力，我们项目需要多少钱，能把多少钱管好，就募集多少钱，这是针对在内地的阳光文化基金运作的方式。除了慈善晚宴，还有定向捐赠。虽然阳光文化基金有公募资格，但实际上没做公募，都有定向捐赠，机构、企业家、社会各界的捐赠。

　　新京报：为何不用公募资格？

　　杨澜：是因基金做的项目，我们先做预算，需要多少就筹集多少，不盲目扩大。如果一下子募到很多钱，而项目又没做得很扎实的话，就会变成为了花钱而花钱，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