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左权参谋长发现我方的电话兵战士由于基础技术不过关，而经常被广东籍的某国民党俘虏兵刁难的事，就让父亲去处理此事。涂作潮立即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后，他从几张草图开始，再用实物深入浅出地向红军通信兵们演示、讲解了电话的原理、结构、操作、维护、修理的要点，两天内就打破了俘虏兵对电话技术的垄断。

　　1931年6月底，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前，中央红军共缴获5部收报机和4部发报机。战利品电台在国民党军队中使用时的频率范围都是80到130米波长。父亲认为如果继续使用此波长，对保密工作不利，遂将波长增设了40到70米，使新设波长和上海党中央电台的工作频率完全一致。早在1929年，周恩来同志就已亲自完成了我党、我军电子对抗的工具———取名豪密的密码（尽管国民党的破译力量强大，但直到1949年国民党垮台前，一直未能破译豪密）。涂作潮所做的这项工作，开启了我军电子对抗的先河：红军不仅得以继续在80到130米的波长范围内侦听国民党军队的通报，而且用这个国民党军监听红军的已知频率发出若干声东击西的假电报，让敌人陷入混乱。江西中央苏区在1931年八九月间使用40到70米波长和上海中共中央保持联系，完全没有被敌人发现。据记载，当时用40到70米波长首次通报的内容是：“弼时已安全抵达。”

　　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涂作潮接替冯文彬任红军无线电队政委。但是行政工作严重影响了业务工作，一周后，涂作潮请辞，继续其机务员工作。1931年11月，父亲接到任务，担任了我党、我军创立的第一个电子器材工厂——“军委（后改为红军）通讯材料厂”的厂长，直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父亲接手该厂的工作后，一面为红军组装了若干部电台，一面和同志们一起完成了若干技术成果，它们是：拓宽了缴获的国民党电台的发报频率（如果仍在原来的频率发报，则国民党很容易监听）；利用香港和上海地下党发来的零部件组装了电台；在装配、修理、保养电台和电话中培训了大量技术人员；用车床做了铣床的活，修理好了充电机的齿轮；为防范俘虏后留用的国民党技术人员通敌，采取了种种技术措施。此外，父亲他们还利用现有设备，成功安装了上海秘密运来的X光机，并在以后故障时多次成功修复（这台X光机后来曾为王稼祥、陈毅以及大量伤员同志提供了医疗诊治上的便利）；生产了一种新式手榴弹；还训养大批信鸽，以备电台损坏的不时之需。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涂作潮为成立大会安装了一批他们生产的电灯。

　　在中央红军决定长征后，涂作潮为了革命需要，制作了长征中中央军委使用的5瓦和15瓦电台，在六周内接纳了六批共12人的机务技术培训，并将他们输送到各自的部队。长征开始后，父亲于1935年2月奉命去湘西贺龙同志的二方面军，由于敌人的封锁未果，于是一路辗转流浪到上海，在蔡叔厚处和组织重新取得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