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服务更高效

　　调动社会资源来提供社区服务，政府定标准、强监管

　　一方面，对“外来服务”的管理存在漏洞；另一方面，居民切实需要的各种公共服务依靠社区自身无法实现有效供给。这一难题该如何破解？

　　肖尤丹表示，关键在于让社区管理机构回归居民自治组织的本来属性，让社区管理与社区服务分离，建立利益冲突回避机制，在社区管理组织和提供社区服务机构之间明晰监督管理关系。同时，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社区市场化服务体系和社区义务服务体系。

　　据了解，自治是许多欧美国家的社区管理运行模式。其主要特点是，政府行为与社区行为相对分离，政府的主要职能是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法规并协调社区利益主体之间关系并为社区成员的参与提供制度保障。社区服务则由非营利性组织具体承担，政府根据服务成本和效果予以不同幅度资助。社区企业为居民提供私人化的市场服务和福利服务。

　　刘庆龙也表示，要提高社区服务水平，应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他认为，香港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服务模式值得大陆借鉴。“在香港，社区服务工作大部分都由社工来完成，大学培养专门的社工人才到社区做服务。政府花钱购买民间组织的社区服务，同时充当评估、考察的角色。”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在社区管理方面，已经做出大胆创新、有益探索。比如，北京市2009年推出了“大学生社区工作者”计划，设立大学生社区工作站。2010年，首批千余名大学生走进社区，参与社区服务。2013年，深圳市在蛇口街道辖下的深圳湾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通过公开招标，将社区服务外包给社会专业组织与专门机构，阻断相关利益输送。

　　“大学生社工确实给社区带去新鲜血液，大学生教老年人用电脑，与他们谈心，做了很多居委会做不了的事。但现实问题，社工的待遇非常低，管理也不规范，加上没有任何名分，职业并不受社会尊重。”做过社区义工的朱华认为，这两年来，社区义工队伍在不断萎缩，政府应提供一些费用补贴，同时加大对义工工作的正面宣传力度。

　　“很多正规的社会机构都看好社区服务的商机，很想参与进来，但目前囿于制度瓶颈，有劲儿使不上。其实，政府做不过来的，就应该调动社会力量弥补缺口，把自身精力放在定标准、强监管上，这才是避免类似社区讲座陷阱的有效途径。”刘庆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