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核病在我国俗称“痨病”，“十痨九死”是中国老一辈人的说法，但并不夸张。70年来，为了控制结核病，最终消灭结核病，我们一代代中国防痨人薪火相传，为着这份事业砥砺前行。

今年，我已经90多岁了，从医70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的建设和发展。我记得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9年里，每当听到和祖国有关的歌曲，我都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特别是那首“我和我的祖国”，我唱得最好。

中央结核病研究所成立

我记得，最初结核病是一种没什么药可以吃，只能靠静养的疾病。有钱人吃得好，休息得好，或许病情不重就好了，所以结核病也叫“富贵病”。对于穷人来讲，结核病就成了因病致贫甚至最终致死的疾病，所以就有了“十痨九死”的说法。

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算是数一数二的结核病高发病国家。专门治疗结核病的医疗机构，几乎没有。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重视医疗卫生工作，传染病也得到了控制，特别是结核病。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成立了7个中央直属医院，其中最大的中直第一医院就是当时的“华北人民医院”，有600多张病床，其中500多张是结核病床。医院当时也没有专门的药，以疗养为主，所以那个时候仍然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我记得当时收治的病人，有老红军，也有老干部。我们知道这些人都是对国家有很大功劳的人，但是我也没办法给他们治疗，只能看他们一点一点慢慢地消瘦甚至病重，心里很难受。

后来，中央专门投入经费，在现在的通州区（那个时候叫河北省通县）建设了“中央直属结核病研究所”。在当时，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现代化的结核病医院。后来，50年代末，该所更名为“北京市结核病研究所”“北京市结核病医院”。医院建成后，原来中直第一医院的500多位病人全部一次性转移到这里，成为医院成立后第一批患者?；颊咦〗匆院螅嫉闹瘟埔谰墒且粤蒲?，后来逐步研制出链霉素、异烟肼、对氨基硫酸等抗结核药物，从此开始了我国药物治疗结核病的历史。

从世界卫生组织将结核病国家防治体系引入中国

1979年，通过当时卫生部的推荐，1980年，我赴世界卫生组织（WHO）出任西太区首批常驻医务官，并担任西太区结核病咨询组组长，负责西太区各会员国的结核病控制工作。我在世卫组织工作期间，根据西太区一些国家的特点，开创了“茅草医生”模式以加强传染源治疗和管理，大大提高了结核病人的阴转率，基本达到100%，为西太区的结核病防治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我将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国家防治体系引入我国，开启了国家系统防治结核的新里程。

说说“茅草医生”这个称号。当时西太区包括大约40多个国家，除了少数发达国家结核病控制得比较好以外，其他国家基本没有开展结核病控制工作。那个时候，有些地方居民住的还是没有墙的茅草房，我当时就在那里开展工作。我将住在茅草房里面有些知识的人挑出来进行培训，并组建了“茅草医生”团队，开展结核病防控工作。其实，这就是将我国培训乡村赤脚医生的经验搬到这里来实践的。我们国家当时在每个村培训专门做结核病防治的赤脚医生，为了方便病人，也为了减少结核病传播，我和村里的赤脚医生，都是一起到患者家里去，给患者送医送药的。后来，国家对结核病人有了新政策，可以免费治疗，我们除了把药送到病人身边，还会看着病人把药吃进去。这个行动大大提高了结核病人的阴转率。

另外，我们国家那个时候对世界卫生组织（WHO）力推的结核病主要防治策略“国家结核病规划”了解还不足，影响了我国结核病控制规划的制定和进展。在咨询组首次访华考察中，我作了“国家结核病控制规划”的报告，还与中国结核界的领导、专家进行了深入探讨。我的论述得到了领导和国内专家的认可，有效提高了我国当时对国家结核病控制规划的认识，为制定和改进我国的结核病防治体系建设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在此之后，我国的结核病防治迈入大踏步时代。

在世卫组织工作的9年里，我的心始终惦记着祖国，惦记着国内结核病防治发展状况。不论奔波在哪个国家，每当听到来自祖国的声音，我都无比激动。当在萨摩亚中国大使馆听见“我和我的祖国”时，熟悉的旋律让身处异国他乡的我们倍感亲切，我不由自主地和同事们一起哼唱：“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作者系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