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遗址的发现，与一个25岁的青年有关，那就是施昕更。施昕更出生于1912年。1930年，18岁的他进入西湖博物馆从事地质矿产工作。

1936年，杭州古荡老和山在建造杭州第一公墓时，出土了一些石器。当年5月底，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对遗址进行试掘。

古荡发现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址的消息传出后，施昕更敏锐地发现，有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尤其是一种长方形有孔的石斧，他在杭县北乡良渚一带见过。

于是，施昕更回到良渚进行调查。11月3日那天，他在良渚镇附近棋盘坟的干涸池底，发现了一两片“黑色有光的陶片”，这个重大发现令其激动不已。

后来，施昕更主持对良渚遗址进行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期间，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器等实物资料。同时经调查“发现了以良渚镇为中心的十余处遗址”。此后，施昕更完成《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

其中对以“良渚”作为遗址的定名做了说明：“最新的考古报告都以地名为名……我也来仿效一下，遗址因为都在杭县良渚镇附近，名之良渚，也颇适当……”

不过，当时因为种种原因，最终并未采取“良渚文化”的说法。即便是发现者施昕更也曾认为，良渚遗址与山东的龙山文化属同一文化体系。

但这个看法很快发生了改变。随着江浙一带的诸多文物在考古发掘中出土，考古学者逐渐意识到良渚应当属于独立的文化体系。

1957年，考古学家夏鼐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象》的序言中指出，良渚等遗址出土的遗物有其独有特色。

两年后，1959年，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夏鼐又提出“太湖沿岸和杭州湾的良渚文化”这一说法。

随着相关考古工作的推进，更多的实物证据被发现。1987年，浙江余杭瑶山发现良渚祭坛和贵族墓地；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和确认，标志着良渚遗址进入都邑考古新阶段。

此后，2009年~2012年发现和确认良渚古城外郭城；2009年~2015年则发现和确认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

因良渚遗址命名的良渚文化，距今5300年~4300年，持续发展约1000年。良渚文化有发达的犁耕稻作农业和以精美玉器、漆器等为代表的系统化、专业化的手工业。

其中，良渚古城是良渚文化的权力和信仰中心。据了解，古城的主体结构分为三重，中心为莫角山宫殿区，其外环绕的是城墙和外郭，堆筑高度由内而外逐次降低，显示出明显的等级差异。

考古学家推算，良渚古城总土方量超过700万立方米，古城外围水坝工程总土方量超过288万立方米，如此浩大的工程需要高度集权、精心规划、统筹组织、长期营建才能完成，这是良渚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

从良渚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明显分化的社会阶层、神王合一的权力体系，特别是出现了城市文明等现象分析，可以看出，这一史前文化已具备了早期的国家形态。

良渚遗址拥有水利系统、分等级墓葬、祭坛、以玉器为代表的礼器，遗存类型丰富、遗址格局完整，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