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良渚遗址的认识，建立在80多年来考古发现和研究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对遗址群重要性和核心地位的确认，更离不开整个环太湖地区对良渚文化及前后新石器文化的工作和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支撑下，才使得考古学界基本形成了关于良渚文化社会形态、经济水平和信仰体系等等方面的一些共识。

良渚遗址明确揭示史前中心城市的形成，在东亚同时期文化中难得一见

从本体价值的路线出发，良渚遗址作为良渚文化目前所知等级最高的权力和信仰中心，至少有三个不同层次的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这个中心的形成，是中国最早的“城乡分野”。目前的考古研究成果，已经能够充分体现这一史前文明中心城市规划营建的整体过程。考古学家们很早就已经认识到良渚遗址内不同于一般聚落的布局结构，对应的肯定是一种非一般农业村落的社会形态。而近十年考古新发现和编年序列的建立，则使这个权力中心的布局和规划过程进一步得到明确。遗址群南侧大雄山南麓发现了官井头遗址，在良渚早期墓葬中出土了丰富的刻纹玉器，可以跟瑶山进行比较；遗址群东部临平地区发现了玉架山遗址，墓地跨度从良渚早期到晚期，早期大墓也出土了刻纹玉琮等高规格玉器，这些发现，使良渚早期的空间范围大大扩展了；中期阶段，近年来最重要的发现就是水坝遗存，由彭公地点开始陆续发现并确认的西部山间水坝，结合原有的塘山土垣，构成了良渚遗址的整个水利系统，这一阶段在遗址群西北方向营建公共水利设施，其所覆盖的空间范围是有限的，通过复原显示，大雄山南麓、临平地区等良渚早期已经出现的聚落显然不在所谓“水利系统”的覆盖范围内，而这个“权力中心”的地缘边界反而是通过对水资源的管理进一步明确起来；良渚晚期的权力中心在空间上更为向心集中，进一步在已有基础上通过古城墙的使用来强调“城乡”之别。良渚遗址的形成，可以说是对其中心地位不断塑造、固化和扩展的过程——能这样明确清楚地揭示一座史前中心城市逐步形成的历史进程，这在东亚地区同时期的文化中难得一见。

其次，良渚遗址作为整个良渚社会的权力中心，在地理位置上却不存在这样的区位优势；权力中心并不是地理空间上的中心，这是良渚遗址的特殊性所在，也恰恰是其价值所在。一般而言，早期文明的中心城市都建立在交通枢纽位置，不管是贸易还是分配，地理区位的优势都会有所体现。在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内偏居一隅的良渚遗址，肯定不是随随便便就定的“都”，一般都认为这个权力中心地理位置的选择和对特定资源的控制是有内在联系的。换言之，遗址群作为良渚文化中心，是通过对玉石资源和背后所承载的信仰体系的控制管理来实现其社会权力，来维持文化的统一性和社会结构的稳定。这样一种区域文化中心的形成模式和机制对于在世界范围内理解复杂社会和早期文明/国家的多样性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三，良渚遗址作为这个文化的中心，它在物质层面上的表现是非常内化的，它是一个辐射式文明的内核。这种向心式的表现，最突出的是在良渚玉器的制作和使用上。目前所见最精美的良渚文化玉器(尤其是早中期阶段)几乎全部都出自遗址群内；跟其他良渚显贵墓地比较，遗址群内大墓出土玉器在材质上的单一性、风格上的一致性也是格外突出的。良渚遗址出土玉器同周边其他良渚大墓的关系，当然可以找到很多直接联系的实物证据，但这些相似的玉器背后，大多是点对点并且是往外发散式的关系，早中期阶段几乎没有在遗址群内看到过外来玉石器及其影响。良渚遗址有能力进行玉石器生产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权贵们对玉石器的使用是一种自我消费的模式。这种只用自家产品的态度，是一种对玉石资源“正统性”的认定，也正是在不断生产和消费这种“正统性”的过程中，良渚遗址的中心地位得以巩固，其辐射范围也逐步扩大。在良渚文化的外延区，可以看到蒋庄、花厅、好川等等不同的表现方式，但都无一例外需要使用良渚玉器来体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再往外看则是玉琮这种良渚文化特有的玉礼器脱离并独立于其所发端这片精神土壤，扩展至龙山时代各区域中心，并为后世所继承。遗址群的兴起和发展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多外来文化的刺激和影响，它所代表和达到的早期文明高度是其价值所在，同时这种辐射式文明最终的衰亡也是其价值所在。缺乏交流与吸收，是否就缺少了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和动力，这是良渚遗址作为一种形态的早期文明中心，其兴废历程对文明发展模式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良渚玉器引申出的“藏”而不露，包蕴着突出的东方价值观内核

从价值传承的角度，不妨把以良渚遗址为代表的良渚文化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等各方面成就，落足到对后世文化和区域传统的影响上来讨论。

首先是在经济形态上，良渚代表了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下游湿地稻作农业文明的发端。这与中原及世界大部分地区以旱作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下产生的文明就有差别，具有独特性。良渚文化在稻作农业上的成就，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乃至世界范围同时期文化中都是具有唯一性和先进性的。同时，除了突出良渚文化稻作农业本身的价值以外，稻作发展也是理解遗址群水坝和水管理系统能在这个时候产生的生业经济背景；是良渚玉石手工业经济能蓬勃发展走向顶峰的经济保障；还是长江下游湖网水路“鱼米之乡”这种湿地文化景观的源头。

良渚在物质文化层面最重要的贡献肯定是玉器。良渚玉器的重要性需要放到不同角度来阐释。从手工业技术上讲，良渚玉器，说是史前石制品制作技术所能达到的顶峰毫不为过。在没有金属工具的前提下，遗址群内反山、瑶山出土玉器所达到的技术和艺术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具有唯一性的。同时，良渚也是中国玉文化传统最重要的源头之一，“玉通灵”这一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应该说在良渚文化中得到最早、最完整的体现。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制玉技术的发达和玉文化的发展在各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中均有体现，如何通过横向比较来突出良渚玉器的特殊价值需要重点考虑。从技术层面上，手工业达到的专门化程度，体现在良渚纹饰的统一性、玉器形制的规整性上，这些与同时的红山文化、后来的后石家河、齐家、陕北等区域文化有所区别，特别是良渚阶段几乎已经看不到因料制器所造成的同类别玉器材质、体量、形态等方面的多样性，也看不到不同手工业群体背后制作工序和技术的差别——这种玉器成品的“标准化”，体现的是对玉料资源的掌控和分配能力，对技术和概念的精准传递，也是社会组织和分工所达到的水平。从玉器的功能上讲，其他文化没有像良渚、特别是良渚遗址这样，表现出对墓葬内玉器摆放使用的强烈而明确的制度性。通过用玉制度来表现社会身份，包括等级、性别甚至地域上的差别，这是良渚社会所特有的、发挥最为极致的一个特点。这反映出玉器在建立、维持和体现早期复杂社会秩序中的功能，这一功能是在其他中国新石器文化没有能够充分体现的价值。

第三，良渚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最大的贡献恐怕就是从上述玉器功能引申出来的“藏礼于器”的传统，这种将“礼”体现在特定器物上的表现方式。这一传统，连接了中国的新石器文明和青铜文明，乃至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中国古代社会秩序和结构的稳定性。进一步从更大范围文化比较的视角说，西方纪念碑式的仪式传统的形成，对应东方宗庙式的社会秩序的表现，这个“藏”而不露的物质性是非常值得突出的东方价值观的内核。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