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从“完全跟跑”发展到“部分并跑”；进入新时代，中国要从“部分并跑”再到“部分领跑”，高质量发展是关键，创新发展是动力。加快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对顺应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新技术革命孕育着新产业、新业态，产业边界日趋模糊，产业范围日渐扩大。发达经济体的实践证明，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是抢占价值链高端的有效途径，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客观需要。我国大部分的制造企业仍在实施以产品为主导的战略，不仅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无法有效参与国内外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我国已进入工业现代化最紧要阶段，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德国工业4.0、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韩国的“制造业创新3.0”等蓄势已发，对我们构成巨大挑战，但也提供了借鉴赶超的重大机遇。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就制造业而言，唯有创新不败，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

目前，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面临着不少问题。最显著的是，制造业“空心化”风险使融合发展缺乏支撑。当前，我国制造业“空心化”风险显现，主要表现在制造业下滑较大，制造业投资比重下降。再比如，新技术新产业应用场景缺乏制约融合发展。由于应用场景往往掌握在政府手中，还没有充分放权，体制机制制约，尤其是服务业行政垄断，导致企业实际业务开展缺乏应用场景支撑。近年来，部分制造业企业脱离自身制造主业，盲目跟风投资高科技或房地产等服务业，反而造成其制造业主业荒废，失去了融合发展基础。加之，现有的税费、人才、土地等制度因素也大大限制了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

百舸争流，不进则退。在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呼之欲出之际，世界各国争相调整、适应，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对于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当咬定青山不放松，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和劲头，快马加鞭予以推进。笔者认为，加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建全配套的体制机制，建立相关统计制度，完善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刻不容缓。

具体来看，首先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型制造两大融合发展模式。一是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要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建议国内同样也要加快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开放。除涉及国家安全外，各类服务领域对各种所有制企业开放。二是鼓励支持具备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剥离生产性服务，破除国有企业封闭式集团内部自我服务模式。三是加快建立完善融合发展的技术和服务标准，可在部分较为成熟的行业领域，分地区建立标准库。

其次，实施“点线面体”推进路径。一是“点”上示范引领。聚焦全国具有战略性、基础性行业中龙头制造企业，推动其向服务型制造企业转型。二是“线”上产业链融合。聚焦航空航天、海工装备、电气装备、电子信息、钢铁行业、汽车行业、生物医疗、新兴产业等典型行业，以产业链为枢纽，推动制造业企业向两端延伸。三是“面”上聚集融合。推动工业园区或开发区向“服务+制造”综合园区转型升级。四是“体”上构建产业生态体系。重点构建以城市群为核心的产业创新协同发展体系，打造跨行业、跨专业、跨产业链的生态体系。

第三，加快建立融合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一是建立国家级、省级等各层面的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公共服务平台。二是建立重点行业融合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搭建行业的大数据、共性技术和研发平台。三是发展融资租赁业务和拓展供应链金融业务，逐步发展大型设备、公用设施、生产线等领域的设备租赁和融资租赁服务。

另外一些基础问题也不能忽视。在人才方面，应加快培育融合发展的新型复合人才，完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体系和完善职业认定体系；在土地制度方面，推行融合发展的混合用地模式。依托现行工业园区或开发区，实施制造业与服务业共同发展的混合用地模式；在税收方面，完善对融合发展友好的税收政策。增加对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服务型制造企业中人工成本抵扣。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对企业进行服务型制造程度的层次划分，按梯度进行税赋减免。如有可能，在国家层面建立健全融合发展的促进推进机构。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