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张立群

要正确把握宏观政策取向,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加强政策协调配合,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结合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稳定国内有效需求,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经济稳中有变仍有下行压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从2018年宏观经济数据来看,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来自需求增速放缓。

首先是消费能力不足。2018年3月份之后,月度消费增长率持续下降。消费增速放缓除去汽车消费受政策影响发生波动等短期因素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居民消费能力的下降。2010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居民收入增速也受到一定影响。与此同时,与买房、年轻人消费贷款等比较活跃的消费行为联系,居民部门杠杆率提高很快。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09年的24%上升到2017年的49%;家庭和个人负债水平明显提高。此外,2018年受股市、房市价格波动影响,居民家庭的财富效应减弱。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下降。2018年12月份到今年1—2月份,消费增速虽略显企稳,但基础仍不牢固。

其次,在消费增速下降的同时,2018年投资增速也有明显下降。2018年,投资增速为5.9%,较2017年降低1.3个百分点。在房地产、制造业等市场主导的投资保持回暖态势时,投资增速下降,主要由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下滑引起。2018年2—12月份,不含电力投资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同比由16.1%降低到3.8%。需要注意的是,2018年房地产销售下滑明显,房地产企业开发建设活动趋冷,房地产投资存在较为明显的下行压力。从各类投资之间关系看,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决定着制造业投资的走势。如果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持续低迷,预计制造业投资增速不会出现明显上升。综上,投资增长尽管有企稳迹象,但基础并不十分稳固。

在消费、投资等内需增速下降的同时,2018年出口增速也出现明显下降。如果内需增速下降叠加出口增速下降,则总需求下行压力不容低估。一旦需求持续走弱,就会使企业的销售困难、资金周转困难、财务收支困难等会接踵而生,进而会对就业、居民收入、银企债务关系、金融系统稳定等多个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针对经济下行压力,2018年7月末和10月末,中央政治局连续两次召开会议,进行针对性安排部署,提出了“六稳”的目标;2018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安排部署。随着稳增长相关政策落实,今年以来经济运行开始显现积极迹象。包括消费增长趋稳,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升,投资增速回升等。流动性紧张问题明显缓解,利率水平下降,政府债发行进度加快。市场信心也有明显改善。随着相关政策的进一步落实,预计中国经济将呈现企稳回升的积极态势。

经济增速“换挡”原因主要来自需求侧

当前,国内学界对于导致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观点不一,主要有三类。其一是从供给侧入手分析,指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红利消失,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可能使潜在增长率水平下降,并据此认为是经济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二是从国际比较入手,通过对发达国家发展历程一般性特征的归纳,指出当人均收入(换算为统一的货币单位)水平达到某一标准时,经济增速就会明显下降。并据此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条件的变化,进而指出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其三是从出口、投资等需求增速的客观变化入手,分析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

其中第一、第二种分析,对经济增速下降原因的解释力在某些方面尚有不足。例如,中国当前不是劳动力资源不足,而是就业压力较大;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也尚未直接影响到年度经济增长水平,相反,近年来研发投入明显增加,技术进步速率有所加快。再如,中国现代化道路无论从体制机制选择,还是从发展路径探索,无论人口规模,还是所处时代技术供给状况,都与发达国家曾经的时代特征、发展条件有很大差别,国际比较还需要在一般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上再下一番功夫。此外,在中国城镇化尚未完成前,提出城镇住房市场已经达到供求均衡点的结论,与大城市住房难、住房贵的现实也存在明显冲突;与一些大城市房地产市场巨大的涨价压力也明显不符。第三种分析比较符合客观事实。中国经济增速长时间深度下调,主要是由于出口、投资等需求增速持续大幅下滑。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10—2016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速,按美元计算,由31.3%降低到—7.7%,降幅超过39个百分点;受国内城镇化矛盾和问题影响,2010—2018年投资增速由23.8%降低到5.9%,降幅近18个百分点。201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64.6万亿元,出口为16.4万亿元,消费零售总额为38.1万亿元,投资、出口占三大需求总量的68%。这说明从企业订单角度看,出口和投资的影响举足轻重。当出口与投资增速持续大幅下降时,企业订单会严重减少,销售困难会显著加大。由此带来的资金周转困难、财务收支困难,是引起企业各种问题的根本原因。由于销售困难导致的开工率下降、产能利用率下降、增加值减少,也是GDP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协调好高质量发展与保持合理增速的关系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很重要的是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即在供给规模持续扩大的情况下,短缺和供不应求现象总体消失。与此联系的是需求增长速度趋稳。在基本消费需求总体得到满足后,消费、投资增速开始趋稳;从外部环境变化看,出口增速总体也趋向平稳。这些共同决定了市场从供不应求转向供求大体平衡。市场形态变化,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但这不意味需求的重要性下降。支持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条件之一,是大多数企业产品销售顺畅,资金周转顺畅。离开这些条件,企业在投融资和技术改造等诸多方面就会遇到严重困难。如前面分析,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城镇化矛盾影响,出口与投资需求增速大幅下降,由此导致的需求不足矛盾,以及持续的经济下行压力,与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环境,是截然不同的两类变化。由前述因素导致的经济增速下降,与转向高质量发展对应的经济增速适度下调,也是截然不同的问题。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能力并未发生明显改变,经济增速下降,主要由于需求方面的变化。当提振内需、稳定外需的条件不断改善时,必须及时把握,通过宏观政策有效提升总需求水平,增加企业订单,普遍改善产品销售环境。促进经济增长达到潜在水平附近,为转向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宏观环境,对充分就业提供基础性支持。

积极扩大内需尽快化解经济下行压力

当前国际金融?；跋斓?世界经济复苏态势明朗;我国城镇化正在克服困难,出现一系列积极变化。在此背景下,出口增速自2017年始明显提高;房地产、制造业投资等市场主导的投资增速2016年以来显著回升。支持总需求增速提高的有利因素明显增加。必须及时把握这些积极变化,与扩大对外开放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紧密结合,努力稳定出口,增加有效投资,适度提高总需求增速。

要按照今年全国两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着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面对更加复杂严峻的发展环境,要做好打硬仗的充分准备,采取综合措施,充分释放中国经济足够的韧性、巨大的潜力和不断迸发的创新活力,较好实现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

要正确把握宏观政策取向,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加强政策协调配合,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结合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稳定国内有效需求,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从逻辑上看,扩大内需核心是扩大消费需求。为此必须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必须增加就业,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而增加就业重点需要搞好中小企业,搞好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当前互联网相关行业已趋近市场饱和点)。为此,增加中小企业、制造业企业订单最为重要。在居民因收入约束而消费能力不足时,积极增加有效投资,提高投资增速,是增加中小企业、制造业企业订单最有效的措施。增加有效投资,稳定投资增速,最重要的是稳定房地产投资、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分析表明,制造业投资与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高度正相关;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活跃程度,决定着投资的增长水平)。因此,扩大内需近期应该在以下方面着力。

第一,稳定房地产投资,当前最重要的是发挥好政府与市场的不同作用,积极增加城市住房供给。要强化各级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因城施策,尽快取消限价等直接干预市场主体行为的调控措施,积极发挥市场价格调节供求的作用。政府要在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房住不炒”、遏制投资投机性购房、增加土地供给、稳定相关金融环境等方面着力,在合理增加保障性住房方面着力。通过市场与政府合理发挥作用,推动房地产投资保持平稳健康增长。

第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必须紧密结合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当前面向现代化远期目标的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活动进入关键时期。要抓好长远综合规划制定工作,在国务院已经批准的19个城市群规划基础上,根据各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远景目标,提出分阶段的建设任务,增加高水平项目储备。紧扣国家发展战略,加快实施一批重点项目。加快川藏铁路规划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灾害防治、民用和通用航空等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项目融资方式,适当降低基础设施等项目资本金比例,用好开发性金融工具,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重点领域项目建设。要加快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等建设债券发行工作,发展好资本市场寿险、社保等长期金融产品,支持长期建设债的发行工作,用好、用足中国经济长期高成长红利。在这些工作基础上,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显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