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宣布与上海西岸合作为期5年（2019年-2024年）的“临时蓬皮杜”展览项目。就在今年年初，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将此项目正式落实。

美术馆在全球的连锁化现象早已有之，美国古根海姆美术馆的案例早已享誉天下。但每一次有新的美术馆连锁化经营落地或合作案例出现，都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资本的流动，也是城市发展轨迹和进程的一种文化里程碑事件。

现在有很多误区，以这两年的特展为例，都是卖“多媒体”“沉浸式”概念，虽然在话题制造和票房上有可观的收获，但是对教育来说，特别是博物馆的教育，还是应该脚踏实地。

博物馆学者威尔（Weil）于1990年提出，在接近21世纪之时，对博物馆的角色，在哲学上的讨论，有三个主要的功能，即保存、研究、传达。其中：“保存”包含了文物和标本的典藏和照顾；“研究”以搜集文物的研究并被实现成为知识的有机体；“传达”亦为沟通，它是双向的运作，博物馆与观众两者之间的互动，包含所具的活动和专业上的体现，能让大众接近所研究之文物与成果。

最早，卢浮宫的前身只是以贮藏为主的藏馆，仅服务于少数人的古董趣味，后来才转为公开、非营利的事业性质。这种从“物”到“人”的转变，也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伴随着工业革命而进入现代化社会。在17世纪的欧洲，有一画派专攻不厌其烦展示静物的细致入微的细节与包罗万象的场景，这种绘画风格，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就是“多宝阁”；到了19世纪工业水平发展之后，就有能力将这些原本只是“纸上谈兵”的柜子给做成实体展示柜了，这样的一种迷你陈列室几乎可以说就是后来博物馆的前身，当然这背后是19世纪上流社会盛行的收藏之风。

博物馆角色的扮演，是继续于物的搜藏、研究、展示及推广，抑或于人类需求与社会机制下，成为新的精神信仰建立，以及教育文化延续之所在。

但往往有些博物馆过于着力于方法的运用，仅给予观众官能上的刺激，而忽略了观众是否真有所获以及学习的内涵。博物馆的教育与学习，乃借由藏品、展示及各项教育活动，提供大众学习的经验。并从经验之中，得到知识的再生。

所以，博物馆应引导大众去学会自主思考和学习的体验，并非追求官能的刺激，那是游乐园的事情。从这一意义来说，时下的那些特展，并不是说不好——但我们不能太认真。学习这件事，在任何时代都应该是脚踏实地、艰苦专研的事，而不是“好玩”。

我们观察近两年上海蓬勃兴起的私人美术馆热潮，以馆藏而论，很多还是很遗憾担当类似“中间商”的角色——收藏向以欧美的当代艺术品为主，然后转销国内市场，从市场营销角度来说或许是正确的，但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而言，是否真的妥当？这是一个亟需思考的问题。我们还是要警惕一些文化被资本牵引的趋势。这无关“话语权”，而是我们是否真的认为那些西方当代艺术品是“好”的，还是仅仅因为它们“好卖”？

现在我们谈的博物馆转型，除了载体上向“互联网+”转型，归根结底还是要实现“链接”，重点就是人与人、人与居住环境的链接。这些链接，构成了社区的活力。

如今，古根海姆美术馆依旧是美术馆/博物馆品牌连锁与文化传播做得最好的案例。除了建筑本身的出色，创始人之一佩吉·古根海姆（Peggy Guggenheim）在美国现代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是古根海姆令人向往的重要原因。

因为美国艺术收藏的特殊机制，藏家可以以个人名义创立信托和基金会并依托此平台捐赠私藏艺术品、建立私人美术馆，从而建立个人品位主导的美学风潮。而其最为成功之处就在于以果断的商业化手法，将古根海姆的传统资产带向企业化的跨国连锁方向，史无前例地创建了现代主义以来文化工业的新理念：艺术品不应只库存在美术馆中，还应当可以产生经济价值的文化能源进行可持续发展。

古根海姆美术馆的“软硬兼施”策略非常成功，其“软件”为出色的艺术品收藏，古根海姆的收藏可以说是诠释了一个时代；加上经营管理有方、服务到位；“硬件”方面则是古根海姆负责聘请建筑师设计出精彩的美术馆建筑，建筑本身即是一件艺术品杰作。我们可看到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分馆的例子，一座美术馆激活了一个原本衰落的工业城市，带来连绵不绝的游客。

如今，只要能支付门票、遵守社会规定，所有人，无论职业、背景，都能进入这座曾经只属于贵族阶层的沙龙场所。当然，审美依旧是一件属于私人的事情，不仅伊莎贝拉们作为收藏者如此，观众也如是。对于博物馆、美术馆的公众性的坚持，可能也恰恰在于是这样的公共空间，能够包容多元的审美和心境，在同一座建筑中浏览同样的物什，用各自的方式怀想不同的感触。

（作者：林霖  为艺术时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