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手术

没有人主动提起那些伤痛的过往。

7层高的电厂大楼塌成了两层，预制板像饼干一样，一块块挤在一起，人钻进去，像进了蜘蛛洞，这个洞和那个洞相连，空气中都是遗体腐烂的味道，“嗡嗡嗡”的，苍蝇直往脸上撞。

生命通道被打开后，杨欣建医生钻进了那个约一米宽的洞，他弯着腰走下去，先是一段向下的路，在约莫一层半楼高的位置右转，前行3米左右，再向下走了七八米，洞越来越狭小，走到尽头，映入眼帘的是一根房梁，房梁下面压着一双穿着皮鞋的脚，那是虞锦华。

打开头灯的那一瞬间，杨欣建被“吓蒙了”，他好想出去透口气。灯光下是一张披着头发的脸，脸上都是烂泥，被困了六天六夜后，这个极度脱水的女人离自己不到半米，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你，非常兴奋地问，“是医生吗”，然后不停地说话。

杨医生试图安慰她，开始拉起了家常，“不要害怕，我也是四川人，我做手术很厉害的”。

“我才不是你们四川人，我是江西人”。

“江西人我也很熟，我大学实习都在江西，对江西很有感情”。

杨欣建说，这些话，不仅是安慰虞锦华，更是安慰自己。

空间狭小，他只能侧躺着做手术，虞锦华在他的斜上方，他很担心虞锦华会因为术中疼痛用手抓自己影响落刀，又担心这个虚弱的病人坚持不住这场体力鏖战，失血过多而死亡。

剪开裤子、在膝盖附近注射4管麻药后，左腿膝盖离断手术开始。虞锦华感觉到疼痛，哇哇叫，杨欣建稍稍放下心来，外科医生最不怕叫，就怕病人不叫，不叫那可能是休克了。

通常情况下，膝关节离断手术需要几个人配合，医生一边离断，助手一边抬起小腿留出缝隙，手术刀沿着缝隙一点点切割后，助手需要大力牵拉，这些工作，杨欣建只能自己独自完成。

很顺利，左腿的剥离只用了20多分钟，出血量只有十几毫升，他松了一口气，接下来被压得更严重的右腿，由杜冬进行手术。

第一刀下去，虞锦华感觉不到疼痛，这不是一件好事，杜冬需要加快速度了。

余震不断，能听到石头砰砰往下砸的声音，外面的官兵大喊，“赶快上来”，杜冬和杨欣建都没有动。爬出去的时间，再爬进来的时间，虞锦华根本耗不起，杜冬只想着赶快做完，最后大家一起出去。

惊险的一幕出现了，刀片碰到一块硬物，忽然断在里面。如果继续伸手分离，杜冬的手很可能被刀片划破。

当时，废墟里被怀疑有传染性很强的气性坏疽，任何伤口都存在生命危险。冷静下来，杜冬继续解剖，很幸运的，刀片找到了。

手术结束后，虞锦华被抱到了一块床单布上，由消防官兵悬空托着出去。被困150个小时过后，她第一次看到了光，那是一盏亮着的矿灯，像星星扑到了眼前。

人群开始振奋，乌泱泱的脑袋围过来，有人大喊了一句“快帮她蒙上眼睛”，她便休克过去。

命是赚来的，没有太多资格悲伤

再醒来时，虞锦华躺在成都的医院里。

隔着玻璃，她远远地见到了杨医生和杜医生，人很多，她有些认不清他们的样子。她向他们挥了挥手，杜冬感觉到了一种自豪感。

“当医生什么时候最开心？手术成功，病人活下来了。这一次我们虽然是做破坏性的手术，截肢，但是让她获得自由，让她获得生命，这就挺自豪的?！?杜冬说。

由于伤口感染，虞锦华先后经历了几次截肢手术，两条腿都在大腿处离断了。所有人都告诉她，以后安上假肢，还能走路，她心里清楚，这是安慰。

最初那几个月，虞锦华总是睡不着，“好像就是怕错过什么”。她称呼掩埋自己的地方为“里面”，在“里面”的时候，她很怕听不见救援者的呼唤，眯一会儿就要醒过来，如今获救了，睡个十来分钟就要惊醒。

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总是担心，如果不能走路，以后要怎么办呢？人活着不就是要对社会创造价值吗，如果我不能创造价值，为什么要活着？

每当很绝望的时候，她都会提醒自己，你的命是那么多人辛苦救回来的，怎么可以不好好活？

后来，她渐渐接受了，如果没办法创造物质的价值，那就创造精神的价值，“我开心地活着，就是对社会对家庭的贡献，那些救我的人，我的家人朋友，他们都希望我开心”。

她的朋友也安慰她，你前半生过正常人的生活，现在过残疾人的生活，别人过一辈子，你过两辈子。

在医院的康复科，这群震后余生的人，互相鼓励着开始了新生活。天气好的时候，结束检查和治疗，他们会坐着轮椅，去医院附近的小麻将馆打麻将。由于麻将馆上厕所不方便，他们男的带着矿泉水瓶子，女的带着塑料袋，想小便了便拉个屏风，就地解手，嘻嘻哈哈一阵，继续摆龙门阵。

虞锦华说，康复科里截肢的人很多，有人因为工伤，有人因为车祸，但不知道为什么，经历地震截肢的人，和其他人面貌完全不同，有一种莫名的乐观。他们总觉得，比起逝去的人，他们的生命是赚来的，没有太多资格悲伤。

与地震和平共处

杨欣建回到深圳以后，称了一下体重，去四川前，150斤，十五天过去，不到130斤。

他接受了几天心理疏导，便又开始了日常工作，查房、手术，在病房和手术室两点一线。

回来头一个月，他每天都会接到很多“庆功”电话，朋友夸他，“老杨你帅极了，你救人的照片要在人民大会堂挂半个月”，他根本开心不起来，常常大哭。

杨医生是军医出身，在此之前，印象中自己只大哭过两回，一次是从小带大自己的外婆离世，另一次是和妻子离婚，不知道为什么，从四川回来之后，只要想起那些逝去的人，他的情绪便会失控。

“我总感觉，地震对救援者心灵上也是一个很大的创伤，我是医生，去世的人见多了，但是头一次感觉到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如此悲凉，你会觉得生命很渺小，很无奈”。

他对狭小的空间开始恐惧，不能坐在角落，不能在过于低矮的地方停留。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他一登机就心慌，慌什么呢，他也不知道。由于工作需要，杨欣建常常需要飞往欧洲参加学术会议，每次买票都标注，必须要“sideway”(过道)的座位，那样他才能坚持完全程。

这十年，杨医生和杜医生从来不看关于地震的报道，他们常常见面，却从不谈起“那件事”。只要回想起废墟里手术的场景，杨欣建都会体会到死亡的感觉，那是一块伤疤，每回想一次，都是一种刺激。

经历过这场手术，唯一值得告慰的事情是，离开映秀以后，关于生命、关于活着、关于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好像一下子清晰起来。

杜冬记得，映秀小学有两个在操场罚站的学生，他们没有跟父母一起走出去，离开灾区，而是留下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水源污染，医疗队得抽派人手到山顶上打水，这两个七八岁的孩子，每天默默地拎着壶去山顶打水，回来烧好给医生送来。

他还记得映秀小学去世的孩子们，一排排躺在那里，地上很脏，有父母给孩子裹上白布，写着，“父母爱你，希望你在天堂一切都好”，有父母用木板写上孩子的名字放在一旁，像个小小的墓碑。

回深圳后，他告诉自己的孩子，“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放弃自己的生命”。

他也不再苛求儿子一定要考一百分，一定要排在前几名，希望他以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足够了。

十年过去，这个五月，杨欣建医生决定和深圳医疗队一起回来，看一看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这是他震后第一次回到四川，他见到“虞大姐”，看她生活得很好，心里很宽慰。“她是很辛苦，但活着和死去是不一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人和没一个人是不一样的。孩子有妈妈，丈夫能有妻子?！?/p>

虞锦华在介绍她养的一株花儿。新京报记者 罗芊 摄